黄仁宇文集-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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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所规划的长久影响则只有令人扼腕，这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至于整备司法和立法的组织足以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更不在它企划之内了。
所以明朝官僚主义程度之坚强与缺乏弹性，举世无比。其依借社会价值作行政工具的程度也较前加深：男人强于女人，年老的优于少壮，读书明理之士高于目不识丁的无知细民，就像自然法规一样不待解释，也是昊天明命。以上三个条件既与经济无关，又不受地区间的阻隔，即可以促进全国之团结，通行南北无阻。只是传靠着文化上的凝聚力，也使明朝主静而不主动。各处少变化，这种形态阻碍了任何方向的进展。及至朝代之末，事实上的利益冲突无从用实际的言语道出，有些权力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好几次皇帝宫闱间的纠纷也被衣着锦绣的朝臣用作出发点去支持他们的争论了。
15世纪初，朱元璋的一切规划好像全被他的第4个儿子朱棣所否决。明成祖朱棣改弦更张
当朱元璋于公元1398年逝世时，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裔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不到一年，朱棣反叛，内战3年之后，叔父打败了侄儿（后者可能在宫殿里失火时丧生）。夺位之后，朱棣采取了几项行动使他父亲朱元璋所有的方针政策被推翻：首先他即不顾朱元津的遗命，进兵安南。最初明军之行进极为顺利，朱棣乃将今日越南北部划置为中国的行省，只是后来越南人采取游击战术，中国远征军进退失所，加以交通通讯困难，补给不继，迄朱棣于1424年逝世时，此问题仍未解决。
在北方，朱棣也不相信不介入政策。他自己即亲率大军讨蒙古5次，两次渡过克鲁伦（Kerulen）河（今日在蒙古共和国境）。在此之前，中国的君主未曾亲率大军如此劳师远征，朱棣的部队每次大概有25万人左右。当最后一次远征南返途中，他因病而死在今日内蒙的多伦诺尔附近。
重建北京的宫庭与城垣，在他督导之下经营了12年，使用的匠人达10万，劳工达百万，城垣高40英尺，周围14英里，直到1962年因为疏畅市区的交通，这城墙才被拆除，今日只有前门和地安门，两座像堡垒式的建筑依然存在，上有碉楼数层，好像表彰着中国在历史上的生命活力，自15世纪迄至今日，已在各种变乱之中经历了不少的风霜。此外紫禁城里的故宫则全部保全完整，宫殿内有房舍9000间，当初由朱棣下令建造，以后又续有新添，更因清朝的大规模翻新，现有的故宫成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大规模的现物陈列。有了这些，经营明朝的第三个皇帝又修正朱元璋的设计：他于公元1421年移都北京，将南京称为“留都”；由蒙古人创建的南北大运河，朱棣也将之重造，既将河道掘深，又加筑闸坝以增进其效率。郑和下南洋
在这一切纷至沓来之际，朱棣更命令宦官郑和屡次下南洋。第一次航行发动于1405年，计有大船62只，小船225艘，上载军民27800人，最大的船，长440英尺，宽186英尺，即次级之船亦有370英尺长，横宽150英尺。这样的巨船只见于书刊不见于实物，可是1957年考古学家在当日船厂附近发现有船舶舵等一桩，经过估计，其舵叶之高宽都应当在20英尺以上。
郑和曾前后下南洋7次，最后一次航行于1432年间，已在朱棣之身后。在后面主持此次派遣的乃是朱棣之孙朱瞻基，明朝的第5个皇帝。平均计算起来，这7次航行中每次费时20个月。这舰队曾在马六甲海峡（MalacomaStraight）与海盗作战，干预爪哇（Java）之内政，擒获锡兰（Ceylon）国王（今日之斯里兰卡SriLanaka，企图劫夺郑和之船只），发解南京听讯，又劝说了好几十个国王与酋领向中国进贡，有些国王还亲来中国观光。这舰队巡弋于印度洋，派遣分队前往主要航线之外的地方，从波斯湾到荷姆兹（Hormuz），非洲海岸之桑吉巴尔（Zanzibar），红海之入口处亚丁（Aden）。舰队之中有7人还曾往回教圣地麦加（Mecoma）。
郑和之后再未有遣派舰队之事，船员被遣散，船只任之搁置废烂，航海图被兵部尚书（军政部长）刘大夏焚毁。现代中国学者，对于郑和之下一辈在上述灿烂光辉的创举之后不事继续，既感惊讶也觉得愤恨。看到不过百多年后，中国东南沿海即要受日本来犯的倭寇蹂躏，澳门且落入葡萄牙之手，不免令读者切齿。中国从此之后，迄至19世纪无海军之可言。而19世纪向外购办之铁甲船，也在1895年的中日战争被日本海军或击沉或拖去。
这问题迄今仍没有确切的解答。不过朱棣的经历，在历史上确有离奇巧遇之处：1045年坦麦能（Tamerlane）正准备侵犯我国，但却在举兵前夕逝世。中国的幸运君主因之避免了与世间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周旋；西欧之海上威权，则待到朱棣舰队耀武于南海纵横无敌之后，又经过若干年才开始出现；他之攻安南并交趾所留下来的不利后果，不在他生前暴露出来，却遗患他的子孙。为什么这些事在时间上如此巧合？我们不能置答。可是在已经发生的情事内，我们倒可以提出若干解释：即朱棣之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接受了极度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地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
在此关头需要特别提出的则是，朱棣的征敛只能因循他父亲的规划，得自农村经济。而农村经济既缺乏省区间的联系，又无各行业间的经营，于是筹措的办法，要不是直接科敛，就是引用足以产生反效果的手段，有如将朱元璋辛苦存积的贮藏抽用，加紧添发纸币，再不然就是平面地向下层加压力，勤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酬的工役。朱棣为人机警而有城府，也带着几分魅力，他经常在身边役使着一群文学之士，他们将他的年鉴和施政的号令一再修饰，也算写得令人动听，只是皇帝的苛政既已施用广泛，已不能全部掩饰了。例如各地的方志即提及国都北移，多种赋税之附加，平空地派上了800英里的脚费；工部的报告提及，工匠原应服不给酬的工役，每人每年只30天，而修建北京时，却有整年不返情事；一个知府因反对额外科征，被置放在一辆槛车之上押解赴京，由皇帝亲自审讯；户部尚书（财政部长）夏元吉任官20年，只因为反对漠北用兵，被朱棣监禁3年，直到皇帝去世才重获自由。
现存的资料证实，郑和准备航海时有权向沿海地区直接征用人力与物资。这舰队之出动虽也有商人参加，可是其被抨击，仍是由于其缺乏利润。郑和最大船舶有甲板4层，内有家属用之船舱及公用厅房，有些船舱内设衣柜，亦有私人厕所，使用者持有钥匙。随行家属包括妇女及孩童。虽有商人夹杂其间，他们并非个别出资经商。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为人指摘。这些船舶所载出口商品为绸缎、铜钱、瓷器和樟脑，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庭生活之色彩，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即使胡椒与苏木被政府使用当作文武官员薪俸的一部分，其价格仍不值得建造和维持如此巨大舰队。郑和所率领的军队虽在海陆战役里获胜，可是一次战役也可能死伤数千。另外南京之龙江船厂曾造大小船只数千，所有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此更招民怨。明宣宗朱瞻基
当朱棣于1424年逝世时，皇位由太子朱高炽袭承。不到一年，后者也相继驾崩，接位者为第5个皇帝朱瞻基，当日不过26岁，他曾受极好的儒家教育，御前也有好顾问，在个人讲，朱瞻基不乏对国事判断的能力，在明朝皇帝之中可算难得。他的艺术天才与宋朝皇帝赵佶相比，尚可能较赵佶为优。今日他的作品可见于美国麻省剑桥的福格博物馆（FoggMuseum）、堪萨斯城的勒尔生美术馆（NelsonGalleryofArt）和纽约之大都会美术博物馆等处。朱瞻基与宋朝优柔寡断的君主不同，要是事势需要的话，他既可以极端的强硬，也可能极具决心。
他登极不久，北方边境的情形已相当的和缓，原因乃蒙古人分作东西两支忙于内衅，已无暇问鼎中原。而困难的问题来自南方：朱棣之征安南，至此用兵将近20年，休战之日尚不可期，中国的资源与人力好像投入一个无底洞里。朱瞻基登极时越南人又以游击战术大败明军，新皇帝派遣他手下能将带着援军前往，而战局只有更恶化，援军司令只能与越南人谈判，让中国文官和残余部队撤回明境，而他在公元1427年回国即被拘押而判死刑。
国内全面叛变情形尚未展开，可是征象已相当的明显，长江三角洲为全帝国最富庶的地区，看来也最是当日危机四伏的地区。此中尚牵涉到一段法律上的问题，因为南宋强迫购买这地区内的民田，迄至朝代覆亡，所应付之价款并未付清，元朝有据之为公田，且更扩大了这地产的范围。朱元璋创建明朝时，同样的规避了法律与主权上的纠纷，他只称此间人民在他登极之前曾支持过一个和他作对的地方首领，因之他以战胜者的地位没收了全部有问题的产业。可是他也未设局司掌管这带田地，所谓租金也混同在一般士地税之内，而在久历沧桑之后，地形也有了变化，人民田产分割的买卖因之含糊不清。及至此时，问题已不在产业的主权，而是管业人每年向政府所付费用，称为田租也好，称为土地税也好，超过其他各处纳税人所付远甚，使很多小自耕农无法支应。朱棣的额外征收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朱棣最后几年内，此地区的税收，已开始累欠。中国人民的欠税一般有传染性，很多纳税人看到邻居不付税也依着照办，他们也知道如果欠税的人多，衙门别无他法，只有将一部豁免，于是无论有力摊付与否，他们都同样地拖欠。公元1430年苏州府一府即欠税达800万石，是为此地三年应缴的额数。所以朱瞻基登极之日，井没有继承到一个舒适的皇位。
安南的问题与长江三角洲欠税的问题一时俱至，年轻的皇帝不得不采取果断的行动：他提议从安南撤退，立时使朝廷意见分裂，因为这地区名义上已构成中国之一行省达20年，当然是全帝国之信用和威望所攸关，所以朱瞻基不得不利用本人权势去堵住主战派之嘴。当全部撤退付诸实施时，他也赦免了已判死刑的司令官。对付长江三角洲的问题，他则任命周忱为当地巡抚，此人无官僚习气，而勤于任事，兹后他任巡抚达20年，远超过朱瞻基的在位期间。他的办法是将减税的方案不彰明昭著的施行，因之避免了向时下压力屈服的窘困。他也经常巡视各乡村，与农民展开对话，调查收税纳税之程序，研究拖欠付税的远近原因，同时将过程中各项罅隙填实，将零星的错误纠正。关于货币问题，皇帝接受了户部尚书的建议，此人即是祖父朱棣囚禁了3年的夏元吉，其建设新辟一些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以和缓通货膨胀。朱瞻基井未全部停止郑和的航行，但减少了举行的次数，他御宇十年之内只批准了一次。此外，他也延缓了无数的建筑事业。
他的政策全站在消极方面，因之不能扩大帝国的威权，也不能增加其声望。假使没有采用这些更正的步骤，以后的结局如何殊难断言，可是从需要撤退和紧缩的程度看来，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环境的开展与事实上的情形稍有差异，朱棣在历史上的声名很可能和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等量齐观。缙绅成为社会的中坚当朱瞻基在公元1435年去世时，大明帝国已不复可能由上端随意地操纵把持。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利的架构筑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纵使我们并不把经济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随意创造，或随意的颠覆去适用于短时间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组也不能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出现。当朱元璋主持国政时，当日的社会尚在一种游动状态，可以由他以勤苦节俭的情调组织摆布。他的农村政策，主要仍是地方自治，尽量的避免干涉，所以其精神为简单节俭。他的文官组织充其量也不过8000人，薪给之低，即依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特殊，因为朱元璋自己以农民而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为人民公仆，就必定要照字义上成为公仆。在类似情形之下所有称为“吏”者，也另成一系统，尚且是官僚组织之下层。多数的吏员系奉召服务，一般不给酬，如果他们有薪给的话，最多亦不过维持家室的食来而已。
这时候每一个村庄沿照朝廷的指示制定它的“乡约”。又构筑“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村民之有善行及劣迹者，其姓名由父老查明公布。此外，村民因为遗传、婚姻、财产交割，及殴斗而发生纠纷者，也由父老在这两座建筑物前评判分解。
每当农历正月及十月，一年两次，各地方主贷“乡饮”，所有的人户都要参加。在分配饮食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和批评乡民不守规则行为之各种节目，如果有劣行的乡民规避被指责的程序，则由全体与会者指摘其为“顽民”，按情节可呈明政府，充军边疆。这样一来，所有地方政府按部就班的职责都已经在乡村中实施兑现，于是官僚即可以在城垣内执行他们的任务。在朱元璋的时代，所有官僚除非特准，否则不许下乡，如有擅自下乡的，可以以“扰民”论罪，判处死刑。
经过70年之后，以上各种法制规章大致已被时代淘汰而不复生效。文官组织已经一再扩大，其员额超过当日2倍而成长至3倍。一般官僚生活舒适，即使名义上的薪给如旧．他们已有各项半合法的额外收入。当初的14，341殷实的户口此时已无人提及。他们已被“缙绅”阶级替代，西方的学者照英国习俗称之为gentry。这缙绅阶级包括所有文职官员和他们家庭中的成员，并及于监生贡生和捐资纳监的人物，他们由政府准予“冠带荣身”，人数远较朝代草创期间为多，可是最多时仍不及全国人口百分之二。并且也只在朝代末年，土地已有相当的集中，捐资纳监的泛滥，才有这程度。切实的数字无法获得，只是我翻阅过一大堆各地方志、传记、官方文件等等，约略估计可能有25万户各拥有田地在200亩（约强于30英亩）至2500亩（稍强于400英亩）之间，而且下端的户数远较上端的为多．超过以上资产之户数则极稀少。
这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他们公认，良好之政府植基于保持传统的社会价值，并且这一个优秀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