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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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庭若市，细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将私产一百二十万两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储”，有位御史奏称有人送他寿礼十万两，花一万二千两买了一名歌妓送给他儿子。结果是一个御史被斥回原衙门，一个御史被夺了官。
西太后对奕劻是否就很满意？根据不少遗老们侧面透露的材料，只能这样说：西太后后来对于奕劻是又担心又依赖，所以既动不得他，并且还要笼络他。
使西太后担心的，不是贪污纳贿，而是袁世凯和奕劻的特殊关系。单从袁在奕劻身上花钱的情形来看，那关系就很不平常。袁世凯的心腹朋友徐世昌后来说过：庆王府里无论是生了孩子，死了人，或是过个生日等等，全由直隶总督衙门代为开销。奕劻正式领军机处之前不久，有一天庆王府收到袁家送来十万两（一说二十万两）白银，来人传述袁的话说：“王爷就要有不少开销，请王爷别不赏脸。”过了不久，奕劻升官的消息发表了，人们大为惊讶袁世凯的未卜先知。
戊戌政变后，西太后对袁世凯一方面是十分重视的，几年功夫把他由直隶按察使提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胡、左、李才数得上。另一方面，西太后对这个统率着北洋新军并且善于投机的汉族大臣，并不放心。当她听说袁世凯向贪财如命的庆王那里大量地送银子时，就警惕起来了。
西太后曾经打过主意，要先把奕劻开缺。她和军机大臣瞿鸿囗露出了这个意思，谁知这位进士出身后起的军机，太没阅历，竟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太。这位太太有位亲戚在一家外文报馆做事，于是这个消息便辗转传到了外国记者的耳朵里，北京还没有别人知道，伦敦报纸上就登出来了。英国驻北京的公使据此去找外务部，讯问有无此事。西太后不但不敢承认，而且派铁良和鹿传霖追查，结果，瞿鸿囗被革了职。
西太后倒奕劻不成，同时因奕劻有联络外国人的用途，所以也就不再动他，但对于袁世凯，她没有再犹豫。光绪三十三年，内调袁为外务部尚书，参加军机。明是重用，实际是解除了他的兵权。袁世凯心里有数，不等招呼，即主动交出了北洋新军的最高统帅权。
西太后明白，袁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并非立时就可以解除，袁和奕劻的关系也不能马上斩断。正在筹划着下一个步骤的时候，她自己病倒了，这时又忽然听到这个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的儿子载振为皇帝。不管奕劻如何会办外交和会奉承，不管袁世凯过去对她立过多大的功，也不管他们这次动手的目标正是被她痛恨的光绪，这个以袁世凯为主角的阴谋，使她马上意识到了一种可怕的厄运——既是爱新觉罗皇朝的厄运，也是她个人的厄运。因此她断然地做出了一项决定。为了实现这个决定，她先把奕劻调开，让他去东陵查看工程，然后把北洋军段祺瑞＇注＇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开往深水，把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调进来接防。等到奕劻回来，这里一切大事已定：慈禧宣布了立我为嗣，封我父亲为摄政王。但是为了继续笼络住这位有八国朋友的庆王，给了他亲王世袭罔替的思荣。
关于袁、庆的阴谋究竟确不确，阴谋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我说不清。但是我有一位亲戚亲自听铁良事后说起过西太后的这次安排。铁良说，为了稳定段祺瑞的第六镇北洋军，开拔之先发给了每名士兵二两银子，一套新装和两双新鞋。另外，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每位军机大臣一份。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案极为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站在屋里说话，所以当人们听到光绪病重的消息时都很惊异。更奇怪的是，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总之光绪是死得很可疑的。如果太监李长安的说法确实的话，那么更印证了袁庆确曾有过一个阴谋，而且是相当周密的阴谋。
还有一种传说，是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心死在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这也是可能的。但是我更相信的是她在宣布我为嗣皇帝的那天，还不认为自己会一病不起。光绪死后两个小时，她还授命监国摄政王：“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到次日，才说：“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指光绪的皇后，她的侄女那拉氏）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她之所以在发现了来自袁世凯那里的危险之后，或者她在确定了光绪的最后命运之后，从宗室中单单挑选了这样的一个摄政王和这样一个嗣皇帝，也正是由于当时她还不认为自己会死得这么快。在她来说当了太皇太后固然不便再替皇帝听政，但是在她与小皇帝之间有个听话的摄政王，一样可以为所欲为。
当然，她也不会认为自己老活下去。在她看来，她这个决定总算为保全爱新觉罗的宝座而尽了力。她甚至会认为，这个决定之正确，就在于她选定的摄政王是光绪的亲兄弟。因为按常情说，只有这样的人，才不至于上袁世凯的当。
四 摄政王监国
四 摄政王监国
我做皇帝、我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毓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立刻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并且把见王爷时该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告诉我站立等候。过了一会，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坐。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梁惠王立于沼上是下不来了。幸好我的父亲原来比我还慌张，他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
“好，好，皇帝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呆了不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呆的时间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巴，明白了他的花翎子之所以跳动，是由于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族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说来，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工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问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注＇。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訢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而醇王府的兄弟们首先所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就是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句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忿忿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相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注＇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后来武昌起义的风暴袭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动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做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必然有恃无恐。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便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工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只好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乖乖地签发了谕旨：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注＇、段祺瑞为两军统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后，另一伙王公们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他后悔起来，就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说，让袁世凯出来也还可以，但要限制他的兵权，不能委派他的旧部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可以保留，于是载洵贝勒也要求，用跟他有交情的姜桂题来顶替段祺瑞。王公们给摄政王重新拟了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劻换发一下。庆王府回答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这一个上谕，奕劻就告诉他，头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
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首先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载涛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统率全国军队，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谘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谘府大臣。
据说，当时我父亲曾跟王公们计议过，无论袁世凯镇压革命成功与失败，最后都要消灭掉他。如果他失败了，就借口失败诛杀之，如果把革命镇压下去了，也要找借口解除他的军权，然后设法除掉他。总之，军队决不留在汉人手里，尤其不能留在袁世凯手里。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假定这些打算是我父亲自己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功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医生打算开刀，遭到了醇王全家的反对，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敷药之前，医生点上了酒精灯准备给用具消毒，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
“这这这干么？烧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这样外行，在他身后对翻译直摇头咧嘴，不让翻给洋医生听。
医生留下药走了。后来医生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息一番。
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王爷”的。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银锭桥案件”＇注＇败露后，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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