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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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制造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词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惊人的，是祁继忠接到了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的是，他居然能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那个茶房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清了，关于祁继忠这人，我却永远忘不了他。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宠信。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喜欢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竟是‘呐廷秽闻”中的人物，那时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我就借了个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人把他开除出了学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当上伪军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成了华北伪军少将，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的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出戏——虽然演员们演的相当笨拙——效果又是那么好，祁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也隔绝了。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弄我到东北去，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或其他别的原因，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外界对我的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这时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坚持观望，开始打算主动和日本进行接触。不过他们仍怕军人靠不住，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的好。这些人的变化，和我一样是既怕错过机会，又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利权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了这样一个奏折：

　　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

　　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

　　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惟赴机若不得

　　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

　　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

　　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

　　势。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

　　重臣径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

　　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四　白河偷渡

　　四　　白河偷渡

　　动身日期是十一月十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我为这件事临时很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是打算不走大门，索性把汽车从车房门开出去。我命令最亲近的随侍大李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了个办法，这就是把我藏进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箱里，然后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充当临时司机。他自己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邻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骚乱和戒严，究竟是有意的布置还是偶合，我不能断定，总之给我的出奔造成了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所以虽然祁继忠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一出静园大门车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总算顺利地开到了预定的地点——敷岛料理店。

　　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吉田过来打开了车箱，扶我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早等候在这里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他拿出了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然后和吉田一同陪我坐上一部日军司令部的军车。这部车在白河岸上畅行无阻，一直开到一个码头。车子停下来之后，吉田和真方勋扶我下了车。我很快就看出来，这不是日租界，不觉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夹扶下，快步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升允手下做过事的日本浪人工藤铁三郎，还有一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讠取访绩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叫“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过了二十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了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据他说当时船上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脱逃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座位距离汽油桶大概不会超过三米远，我还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

　　吉田和真方勋大尉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我隔窗眺望着河中的夜景，心中不胜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过几次，在东北海军毕庶澄的炮舰上和日本的驱逐舰上，我曾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做我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得想找些话来说说。

　　可是我高兴得未免太早，郑垂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哩！”

　　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看看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全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大家在沉默中过了两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

　　像神经一下子被切断了似的，我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忽噜忽噜地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零乱的脚步声。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都有人伏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这时我觉出船的行速在下降，航向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了，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器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跳起来似地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远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了这一手，先装作听命的样子，然后乘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

　　过了一会，灯光亮起来，舱里又有了活气。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着商轮“淡路九”出口外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郑孝胥活跃起来了，高谈其同文同种的谬论，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事业”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

　　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客同舟试共论；

　　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

　　因为这天晚上吃了大米和大麦合制的日本饭，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一个是“不忘在莒”，一个是“滹沱麦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莒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滹沱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做麦饭充饥的故事。郑孝胥把我比做刘秀，他自己自然是比做大树将军了。

　　郑孝胥这天晚上的高兴，除了由于他成了一个胜利者外，大概还有另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这就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了他们的一致。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十一月三日），他的日记上写道：

　　大七（即郑垂）至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谓此来即为迎上赴奉

　　天，领事馆可佯为不知。

　　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其中有十一月六日外相币原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关于拥戴宣统帝的运动。认为如果过度拘束皇帝的自由，对内、外的

　　关系反会不好。曾把这种意见在外务方面协议过，外务方面虽然也同意，

　　但关于满洲目前的局势，各方面都有拥戴皇帝的运动，因此，对于帝国国

　　策的执行上，难保不受到连累。同时，皇帝身边的保护也属必要，所以做

　　了相当的警备。再外务方面也表示，现在满洲方面的政局，也稍安稳，东

　　三省的民众总的意志，也想拥戴皇帝。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

　　其自然也无不可。　　

　　五　在封锁中

　　五　　在封锁中

　　在淡路丸上，郑孝胥讲了一整天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三日早晨，我们到达了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

　　为什么去沈阳要从营口登陆，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想到的只是东北民众将如何在营口码头上来接我。在我的想象中，那里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侨小学里看到的那样，人们摇着小旗，向我高呼万岁。但是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经过上角利一的介绍，才知道这都是板垣派来的人，为首的叫甘粕正彦。此人在中国知道他的不多，在日本却大有名气。他原是个宪兵大尉。日本大地震时，日本军部趁着震灾造成的混乱，迫害进步人士，遭难的大杉荣夫妇和七岁的孩子就是死在他手里的。震灾后，这个惨案被人揭发出来，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军部不得不让他充当替罪羊，交付军事法庭会审，处以无期徒刑。过了不久，他获得了假释，被送往法国去念书。他在法国学的是美术和音乐，几年之后，这位艺术家回到日本，随即被派到关东军特务机关。据二次大战后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上说，作为“九一人’事变信号的柳条沟铁道的爆炸，就是他的一件杰作。在营口码头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彬彬有礼的戴细腿近视眼镜的人，会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如果没有他的杰作，也许我还不会到东北来哩。

　　甘粕正彦把我和郑氏父子让进预备好的马车，把我们载到火车站。坐了大约一个多钟头的火车，又换上了马车。一路上没听到任何解释，稀里胡涂地到了汤岗子温泉疗养区。我怀着狐疑的心情走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

　　对翠阁旅馆是日本“满铁”的企业，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设备相当华丽，只有日本军官、满铁高级人员和中国的官僚有资格住。我被带进了楼上的非常讲究的客房，在这里见着了罗振玉、商衍瀛和佟济煦。罗振玉给我请安后即刻告诉我，他正在和关东军商洽复辟建国的事，又说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我到达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之外别人也不宜出头露面。他这话的真正用意我没有领会，我却自以为弄清了一个疑团：怪不得没有热烈欢迎的场面，原来人们还都不知我来。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那时就不会是这样冷冷清清的了。我想得很高兴，全然没有注意到郑氏父子的异样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别有风味的日本饭菜，在窗口眺望了一会这个风景区的夜色，就心旷神怡地睡觉去了。

　　过了一宿，我才明白这次又乐得太早了。

　　漱洗之后，我招呼随侍祁继忠，说我要出去蹓跶一下，看看左近的风景。

　　“不行呵，不让出去啦！”祁继忠愁眉苦脸地说。

　　“怎么不行？”我诧异地问。“谁说的？到楼下去问问！”

　　“连楼也不让下呵！”

　　我这时才知道，对翠阁旅馆已经被封锁起来，不但外面的人不准进到旅馆范围里来，就是住在楼下的人也休想上楼（楼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连楼上的人也不许下去呢？找罗振玉，罗振玉已不知何往。郑孝胥父子都很生气，请我找日本人问问这是怎么回事。陪我们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带头的是上角利一和甘粕正彦。祁继忠把上角找来了，他笑嘻嘻地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

　　“这是为了安全的，为了宣统帝安全的。”

　　“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郑孝胥问。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熙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到奉天吗？”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罗振玉呢？”郑垂问。

　　“到沈阳找板垣大住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糟！”郑垂一甩手，忿忿地走到一边去了。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我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熙洽都说一切没问题，就等我来主持大计了吗？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词地回答说：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要着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来插嘴，“到奉天吗？”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我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叫来了佟济煦，问他从沈阳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我又问商衍瀛，他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没说出个什么道理来，只抱怨这地方没有“乩坛”，否则的话，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

　　这时我还不知道，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