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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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道理来，只抱怨这地方没有“乩坛”，否则的话，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
这时我还不知道，日本人正在忙乱中。日本在国际上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这块殖民地，意见还不统一，关东军自然还不便于立刻让我出场。我只感觉出日本人对我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里的那个上角了。我在不安的预感中，等待了一个星期，忽然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请我搬到旅顺去。
为什么不去沈阳呢？上角利一笑嘻嘻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据上角说，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很方便。我听着有理，于是这天晚上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我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我不要下楼，楼下的人也不准上来。上角和甘粕对我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我到沈阳去。在这里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便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不但外出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这时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神色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说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我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我虽然心里着急，也只好捺下心等着。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的，这些绞着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磨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才准备下我这张牌，自然他们在需要打出去之前，要严密加以保藏。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独得日本人的犒赏，也都想独占我这张牌，都费尽心机把持我。于是就形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郑孝胥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跟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在防范我这方面，罗和郑联合起来，这就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勾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
这些事实的内幕，我当时自然不明白。我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跟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别人隔离开。他们对于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不怎么注意，对于从天津来的要见我的人，却防范得很厉害，甚至连对婉容都不客气。
我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我，命陈曾寿送婉容来。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来。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我出了什么岔子，便大哭大闹，非来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了我一次。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善耆（这时已死）的儿子宪章家里去住，这才让婉容和后来赶到的二妹、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
我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搬到我身边，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木式）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我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必须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在压迫着我，我只能安慰胡嗣瑗几句，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我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地向我叙说了郑罗二人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他们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胡嗣瑗和陈曾寿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和条陈来，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胡嗣瑗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意思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大军机。陈曾寿则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纲纪，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纲纪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政令必出自上”，总之一句话，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大官。这些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晋爵的时候，显贵角色里根本没有他们。后来经我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务，但他不干，请假走了，直到以后设立了内廷局叫他当局长，他才回来。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才不再提什么“白衣”。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便和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他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他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想撵陈回去。所以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只和我见了两面，就被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给送走了。
同时，天津和北京的一些想做官的遗老们借口服侍我，跑到旅顺来，也都被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遇到拦阻。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才无可奈何地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其中有宝熙、商衍瀛、沈继贤、金卓、王季烈、陈曾寿、毓善等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贵。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和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当过我父亲家里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我身边沾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发生在郑与罗之间的斗争是最激烈的。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全身的力气。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即行封锁，是他的头一“招”。他自恃有首倡“迎立”之功，相信只要能把我垄断在手，用我这张牌去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以达到位居首辅的目的。可是他在谈判中，一上来就坚持要大清复辟。日本方面对他这个意见不感兴趣。他跟我一样地不明白，复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上套的。这时日本人在国际上十分孤立，还不能把这场傀儡戏立刻搬上台去，因此关东军并不急于定案，暂时仍用什么“自治指导部”、“维持会”等名目支撑着。罗振玉认为郑孝胥被他封锁住，其他人更无法靠近我的身边，无从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说话，他大可用独家经理的身分，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办交涉。复辟大清和另立国家之争在悬而未决，我和郑孝胥到了旅顺，出乎罗振玉的意外，他对郑孝胥的封锁失了效，关东军方面请郑孝胥去会谈。罗振玉既不知道郑孝胥和东京军部的关系，也想不到郑孝胥在离津之前就认识了上角利一。就像我出宫那年，罗振玉与日本竹本大住的关系变成了郑孝胥的关系一样，这回罗振玉带来的上角也很快变成了郑孝胥的朋友，成了郑与关东军之间的桥梁。郑氏父子到了营口、旅顺，和甘粕正彦谈了几次心，关东军因此了解到他父子远比罗振玉“灵活”，不像罗振玉那样非有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不过瘾，因此乐于以他为交易对手。郑孝胥被看中了之后，第一次和板垣会面（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旅顺），听到板垣要叫我当“满蒙共和国大总统”，先很惊讶，后来明白了日本军方决不肯给我一顶皇帝帽子，便马上改了主意，由他儿子郑垂出面找军方选中的殖民地总管驹井德三，表示日本如果认为“帝国”称呼不适于这个新国家的话，只要同意他任未来的内阁首揆，一切没有问题，他可负责说服“宣统帝”接受其他的元首称号。顺便说一句，这时抢这个首揆椅子的，却大有人在。不但有罗振玉，还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人。熙洽几次派人送钱给我，共有十几万元，求我授他“总理’之职。郑孝胥自然很着急，所以忙不迭地叫郑垂从旁抢先递“价码”。驹井德三把这袖筒里来的价码告诉了本庄和板垣，于是郑孝胥便成了奉天关东军司令官的客人。就这样，关东军的第一交易对手由罗振玉变成了郑孝胥。
自然，这些真相是我在封锁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见到的是另外一样……
六 所见与所思
六 所见与所思
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
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在码头上迎接我更堵心。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么要请我到满洲来呢？
郑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释说，土肥原没有说谎，关东军支持我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是满洲的事，当然还要和满洲人商量，没有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
我已经不像在汤岗子那样容易相信这些人了，但我又找不到任何别人商议事情。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师傅指点的情形下，我只好采取商衍瀛的办法，找神仙帮忙来解答问题。我拿出从天津带来的一本《未来预知术》，摇起了金钱神课。记得我摇出了一课“乾乾”卦，卦辞还算不坏。于是我就这样的在郑孝胥、罗振玉和诸葛亮＇注＇的一致劝导下，捺着性子等待下去。
有一天，上角来问我，是不是认识马占山。我说在天津时，他到张园来过，算是认识吧。上角说，板垣希望我能写一封信，劝马占山归顺。我说在天津时已曾写过一封，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写。这第二封劝降书并没有用上，马占山就投降了。虽然我的信未发生作用，可是关东军请我写信这件事给了我一种安慰，我心里这样解释：这显然是日本人承认我的威信，承认这块江山必须由我统治才行。我是谁呢，不就是大清的皇帝吗？这样一想，我比较安心了些。
这样等了三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忽然来了一个消息，刚刚复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二月十八日复会的，这个委员会由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这时被改称奉天）省主席臧式毅、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和被这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二月十九日，这个委员会在板垣导演下通过了那项决议，接着又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这些消息传来之后，除了郑氏父子以外，我身边所有的人，包括罗振玉在内无不大起恐慌，人人愤慨。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何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呢？我如果不当皇帝，我存在于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时，曾再三对我说：“若非复位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我心中把土肥原、板垣恨得要死。那天我独自在前肃亲王的客厅里像发了疯似地转来转去，纸烟被我捏断了一根又一根，《未来预知术》被我扔到地毯上。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静园，想到假如我做不成皇帝，还不如去过舒适的寓公生活，因为那样我还可以卖掉一部分珍玩字画，到外国去享福。这样一想，我有了主意，我要向关东军表明态度，如果不接受我的要求，我就回天津去。我把这主意告诉了罗振玉和郑孝胥，他们都不反对。罗振玉建议我先送点礼物给板垣，我同意了，便从随身带的小件珍玩中挑了几样叫他去办。恰好这时板垣来电话请郑罗二人去会谈，于是我便叫陈曾寿为我写下必须“正统系”的理由，交给他们带给板垣，叫他们务必坚持，向板垣说清楚我的态度。
我写的那些理由共十二条（后四条是陈曾寿续上的）：
一、尊重东亚五千年道德，不得不正统系。
二、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不得不正统系。
三、统驭国家，必使人民信仰钦敬，不得不正统系。
四、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欲图共存共荣，必须尊崇固有之道德，使
两国人民有同等之精神，此不得不正统系。
五、中国遭民主制度之害已二十余年，除少数自私自利者，其多数人
民厌恶共和，思念本朝，故不得不正统系。
六、满蒙人民素来保存旧习惯，欲使之信服，不得不正统系。
七、共和制度日炽，加以失业人民日众，与日本帝国实有莫大之隐忧；
若中国得以恢复帝制，于两国人民思想上。精神上保存至大，此不得不正
统系。八、大清在中华有二百余年之历史，（入关前）在满洲有一百余年
之历史，从人民之习惯，安人民之心理，治地方之安靖，存东方之精神，
行王政之复古，巩固贵国我国之皇统，不得不正统系。
九、贵国之兴隆，在明治大帝之王政。观其训谕群工，莫不推扬道德，
教以忠义。科学兼采欧美，道德必本诸孔孟，保存东方固有之精神，挽回
孺染欧风之弊习，故能万众人心亲上师长，保护国家，如手足之捍头目。
此予之所敬佩者。为起步明治大帝，不能不正统系。
十、蒙古诸王公仍袭旧号，若行共和制度，欲取消其以前爵号，则因
失望而人心涣散，更无由统制之，故不能不正统系。
十一、贵国扶助东三省，为三千万人民谋幸福，至可感佩。惟子之志
愿，不仅在东三省之三千万人民，实欲以东三省为张本，而振兴全国之人
心，以救民于水火，推至于东亚共存共荣，即贵国之九千万人民皆有息息
相关之理，两国政体不得歧异。为振兴两国国势起见，不得不正统系。
十二、予自辛亥逊政，退处民间，今已二十年矣，毫无为一己尊崇之
心，专以救民为宗旨。只要有人出而任天下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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