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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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看佛书越迷，有时做梦，梦见游了地狱，就越发相信。有一次，我从书上看到，念经多日之后，佛就会来，还要吃东西。我便布置出一间屋子，预备了东西。在念过经之后，对众人宣布道：佛来了！我便跪着爬进屋去。当然里面是空的，可是因为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说人道，所以战战兢兢地向空中碰起头来。
我家里的人都叫我弄得神神颠颠的。在我的影响下，家中终日佛声四起，木鱼铜磬响声不绝，像居身于庙里一样。
我还常常给自己问卜算卦，而且算起来就没完，不得上古之卦，决不罢休。后来我日益害怕关东军害我，发展到每逢吉冈找我一次，我要打卦卜一次吉凶。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也无一定之规，往往是见景生情，临时自定。比如走路时，前面有块砖头，心里便规定道：“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然后便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坎用左腿右腿，夹菜是先夹白先夹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人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吐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
在我的教育管制之下，我的侄子们——二十左右岁的一群青年，个个像苦修的隐士，有的每天“人定”，有的新婚之后不回家，有的在床头上悬挂“白骨图”，有的终日掐诀念咒，活像见了鬼似的。
我还每天“打坐”。“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这时所有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大鹤，它不管这套，高起兴来就要叫一下子。我交代给仆人负责，如果鹤叫一声，就罚他五角钱。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
因为怕死，所以最怕病。我嗜药成瘾，给了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给自己找了不少罪受。我嗜药不仅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子几角钱来，但为买些用不着的药品，可以拿出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他们和我专雇的医生每天为我打补针，总要忙上几小时。
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疑病”，现在用不到疑心，我真的浑身是病了。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到安东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力发电站。到了那里，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走了不多远，我就喘得透不过气来，回来的时候，眼看就要昏过去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强心剂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
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
有一天，我到院子里去打网球，走到院墙边，忽然看到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
“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
看到这行粉笔字，我连网球也忘记打了，赶紧叫人擦了去。我急忙口到我的卧室，心里砰砰跳个不停，觉得虚弱得支持不住了。
我怕日本人发现这行粉笔字之后，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这“内廷”来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令我更惊慌的是，显然在我这内延之中，有了“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就不敢杀我吗？
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时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和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之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从她嘴里听说过她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只知道后来她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已经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我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我另选了一名牺牲品——谭玉龄，她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我像养一只鸟儿似地把她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为止。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她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但并不认为是个绝症。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吉冈这时说是要“照料”，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了。就这样，在吉冈的监督下，日本医生给谭玉龄进行了医治，不料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开始治疗时，表现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候着，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但是在吉冈把他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之后，再不那么热情了，他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住在勤民楼里的吉冈，这天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谭玉龄便死了。不由我不奇怪，为什么吉冈在治疗的时候，找医生谈那么长时间的话呢？为什么谈过话之后，医生的态度便变了呢？
我刚听到了她的死讯，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的这样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在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在关内横行霸道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疑心日本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的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些。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联想到，即使不是吉冈使了什么坏，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的。谭玉龄刚死，吉冈就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挑选。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遗体未寒，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不能草率从事，况且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兴趣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拿定了主意，决不要日本妻子，因为这就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了个耳目。但这话不好明说，只得推三阻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
不想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怕惹恼他，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也许是他明白我一定不要日本人，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又拿来了一些旅顺日本学校的中国女学生的相片。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样总拖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如果关东军硬给我指定一个，我还是得认可。我最后决定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低些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人训练过，也还好对付；而且只要我功夫作好，也会把她训练回来。决定后，我向吉冈说了。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便成了我的第四名牺牲品。她来了不到两年，也就是她还不到成年的年岁，伪满就垮了台。在大崩溃中，我成了俘虏，她被遣送回长春老家去了。
十 大崩溃
十 大崩溃
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对我说过一个故事。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找到了一个藏在地下小屋里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望见这俘虏的外貌，不禁嘲弄地说：
“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啦……”
“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
“谁审判谁？你们的末日不远了，要不了多长时候，你们这群人，都要受人民的审判！”
伪满的文武官员，一般说来都知道东北人民仇恨日寇和汉奸，但却不理解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何以那么相信自己的力量，同时又确信强大的统治者必败无疑。我从前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看做强大无比，不可动摇。在我心里，能拿来和日本做比较的，连大清帝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都够不上，至于“老百姓”，我连想也没想过。
究竟是谁强大无比，是谁软弱无力？其实早有无数的事实告诉过我，但是我极不敏感，一直到从吉冈嘴里透露了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模模糊糊。
有一次，关东军安排我外出“巡幸”（一年有一次），去的地点是延吉朝鲜族地区。我的专车到达那里，发现大批的日本宪兵和六个团的伪军，把那里层层围了起来。我问吉冈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是“防土匪”。“防土匪何用这么多兵力？”“这土匪可不是从前那种土匪，这是共产军哪！”“怎么满洲国也有共产军？共产军不是在中华民国吗？”“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吉冈含含混混回答着，转移了话题。
又一次，关东军参谋在例行的军事形势报告之外，特地专门向我报告了一次“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抗联的领袖杨靖宇将军牺牲了。他兴高采烈地说，杨将军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我一听“大患”二字，忙问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这么说：“小小的，小小的有。”
一九四二年，华北和华中的日本军队发动了“大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有一次，吉冈和我谈到日军对华北“共产军”的种种战术，如“铁壁合围”、“梳蓖扫荡”等等，说这给“大日本皇军战史上，增添了无数资料”。我听他说的天花乱坠，便凑趣说：“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不料这话引起了他的嘲弄：
“皇帝陛下倘若有实战体验，必不会说这话。”
我逢迎道：“愿闻其详。”
“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嗯，军民不分，举例说，嗯，就像赤豆混在红砂土里，……”他看我茫然无知的样子，又举出中国的“鱼目混珠”的成语来做比喻，说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时，常常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后来，他竟不怕麻烦，边说边在纸上涂抹着解释：“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这样队伍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可怕！这是可怕的！”他不由自主地摇头感叹起来。看见这位“大日本皇军”将官居然如此评论“小小的”敌人，我惶惑得不知说什么才合适，拼命地搜索枯肠，想起了这么两句：
“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真是可怕！”
“只有鬼才相信这个！”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过了一会儿，他又用嘲弄的眼神看着我说：
“我这并不是正式评论，还是请陛下听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吧。”
说着，他把刚才涂抹过的纸片都收了起来，放进口袋。
我逐渐地觉出了吉冈的“非正式评论”，比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正式评论”比较近乎事实。植田谦吉发动诺门坎战役时，为了证实他的“正式评论”，曾把我和张景惠等都请了去，参观日本飞机超过苏联飞机的速度表演。事实上，那次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了五万多人，植田也因之撤职。吉冈在非正式评论时说：“苏军的大炮比皇军的射程远多了！”
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资匾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察出来。不但是搜刮门环、痰桶等废铜烂铁的活动，伸进“帝宫”里来，而且“内延”官员家属因缺乏食物，也纷纷来向我求助了。“强大无比”的日本统治者开始露馅，“无畏的皇军”变成样样畏惧。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地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不用说我不相信这些，就连我最小的侄子也不相信。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军人流露出来的恐惧。
占领了新加坡之后到东北来任关东军某一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山下奉文，当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狂态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当他再次奉调南洋，临行向我告别时，却对我捂着鼻子哭了起来，说：“这是最后的永别，此一去是不能再回来了！”
在一次给“肉弹”举行饯行式时，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泪。肉弹是从日本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士兵，他们受了“武士道”和“忠君”的毒素教育，被挑出来用肉体去和飞机坦克碰命，日本话叫做‘体挡”。吉冈从前每次提到这种体挡，都表示无限崇敬。听那些事迹，我确实很吃惊。这回是关东军叫我对这批中选的肉弹鼓励一下，为他们祝福。那天正好是阴天，风沙大作。饯行地点在同德殿的院里，院里到处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显得气象颓丧。肉弹一共有十几个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面前，我按吉冈写好的祝词向他们念了，然后向他们举杯。这时我才看见，这些肉弹个个满脸灰暗，泪流双颊，有的竟硬咽出声。
仪式在风沙中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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