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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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一九
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
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
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
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
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便上，提
回监房即死。……
伪满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对东北人民的镇压，更是充满了血腥气，造成的惨案更是数不胜数。据检察人员从残余的伪满官方档案里找到的部分材料，就统计出了被伪满军杀害的抗日军民有六万余人，屠杀的居民八千八百余人，烧毁的民房有三千一百余处所。伪满警察、特务机关所杀害的善良人民，那数目是无法计算了。仅据三十六起有案可查的统计，在被逮捕的五千零九十八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群众中，只有三人经不起诉释放，档案中声明判死刑者四百二十一人，未判刑即死于狱中者二百十三人，判徒刑者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其余二千二百八十四名则无下落。伪满时期，东北是警察的世界，几乎村村都有警察。一个县的警察署，就等于是个阎王殿。这种地方制造的惨剧，在地狱里也不过如此。肇源县八家子有位六十一岁的农民黄永洪，当年因为给抗日联军送过信，被伪警察署提了去，他经历了一场集体屠杀。他说：
这年阴历二月二十六，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三十多人，让拿着洋镐
到肇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二十七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
三、刘成发四个人，另一批又提二十人，到了西门外，把那二十人枪毙了，
又提来二十二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
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
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四个人将他们四十二人用土都埋了。现
在肇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
这座活地狱，在“执政”、“康德皇帝”、“王道乐土”等等幌子底下存在了十四年！所有的残酷暴行，都是在我这个“执政”和“皇帝”的标签下进行的。每个受难者都被迫向“御真影”叩拜，背诵“诏书”，感谢“亲邦”和“皇帝”的恩赐。因此，今天每份控诉书后面都有这类的呼声：
“要求人民政府给我们申冤报仇！我们要向日寇和汉奸讨还血债！”
“给我们死去的亲人报仇！惩办日寇和汉奸！”
十一 “自作孽，不可活”
十一 “自作孽，不可活”
问题之严重，还不仅限于此。
日本战犯的坦白、揭发和东北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使我们“一所”激动起来了。尤其是那些年纪轻的人，反应分外强烈。在这种情形下，我遭到了侄子、妹夫和大李的揭发。我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仇恨中，其中包括了家族的仇恨。我犹如置身镜子的包围中，从各种角度上都可以看到自己不可入目的形象。
这是从我们一所的一次全体大会开始的。那天我们参加过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工作团的人员把我们召集起来，要大家谈谈感想和认识。许多人从日本战犯大会上感染到的激情犹未消失，这时纷纷起立发言，自动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了别人。人们检举比较集中的是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做过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和东北军航空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关内跑到抚顺老家，千方百计地巴结日本人，给统治者献计献策，上了四十二件条陈，因此，得到了关东军的赏识，并由军政部嘱托爬上司法大臣的位子。他有许多出名的举动，其中一件是他在被起用之前，在家里首先供奉日本神武天皇的神龛，每逢有日本人来找他，他必先跪在神龛前做好姿势等着。另一件是，他曾在抚顺亲督民工修造神武天皇庙，修成后和他老婆每天亲自打扫。在人们的检举声中，他吓得面无人色。后来人们提到他人所以来的种种对抗举动，例如故意糟踏饭菜、破坏所内秩序、经常对看守员大喊大叫，等等，引起了全场人的忿怒。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今后再不老实，还要随时揭发他，政府也不会饶他。我很怕也被别人这样当场检举，很怕别人也认为我不老实。由于这次检举与认罪，不准彼此透露材料，我怕别人不知道我已做了坦白，觉得有必要在大会上谈谈，表明我的态度。因此，我也发了言。在我讲完了坦白材料之后，刚要说几句结束话，再表明一下认罪决心的时候，不想小固忽然从人丛中站起来，向我提出了质问：
“你说了这么多，怎么不提那个纸条呢？”
我一下怔住了。
“纸条！小瑞的纸条！”小秀也起来了，“那些首饰珍宝你刚才说是自动交出的，怎么不说是小瑞动员的呢？”
“对，对，”我连忙说，“我正要说这件事。这是由于小瑞的启发……”
我匆匆忙忙补充了这件事，而小固、小秀还是怒目相视，好像犹未甘心的样子。幸亏这个大会到此就结束了。
我回到监房里，赶紧提笔写了一个检讨书给所方。我想到所长知道了一定很生气的，心里不由得埋怨小瑞，于什么把这件事告诉小固和小秀呢？小固和小秀未免太无情了，咱们到底是一家人，你们不跟老万和老润学，竟连大李也比不上！过了不久，我看到了他们写的书面检举材料，才知道家里人的变化比我估计到的还要可怕。
按照规定，每份检举材料都要本人看过。赵讯问员拿了那堆检举材料，照例地说：
“你看完，同意的签字，不同意的可以提出申辩。”
我先看过了一些伪大臣写的。这都是伪满政权的公开材料，我都签了字。接着便看我的家族写的。我看了不多页，手心就冒汗了。
老万的检举材料里，有一条是这样写着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我入宫见溥仪。溥正在写一纸条，此时张
景惠及武部六藏正在外间屋候见。溥向我出示纸条，内容大意是：令全满
军民与日本皇军共同作战，击溃来侵之敌人（苏军）。溥谓将依此出示张
景惠等，问我有何见解。我答云：只有此一途，别无他策。
我心想这可毁了！我原把这件事算在吉冈的账上了。
大李的检举，更令我吃惊。他不但把我离开天津的详情写了，而且把我写自传前跟他订“攻守同盟”的事情也写上了。
事情不仅仅是如此。他们对我过去的日常行为——我怎么对待日本人，又怎样对待家里的人——揭露得非常具体。如果把这类事情个别地说出一件两件，或者还不算什么，现在经他们这样一集中起来，情形就不同了。例如老万写的有这么一段：
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
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
一九四四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缉熙楼停止升火，为的做给吉
冈看，但在自已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
溥仪逃亡大栗子沟，把倭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
经过必行九十度和，并命我们也如此。小瑞的检举里有这样一段：
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
会，前后要来使用的有二十名。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
非刑，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平时得互
相监视。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溥仪手下人曾将一名
孤儿打死，而他却吃斋念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
在语气上流露出仇恨的，是大李写的：
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
他对佣人不当人待，非打即骂，打骂也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完全是以他
个人情绪如何而定。如有点不舒服啦，累一点啦，用的人就倒楣了。拳打
脚踢是轻的。可是他见了外人的时候，那种伪善样，就像再好也没有的。
打人别具，在天津时有木板子、马鞭子，到伪满又加上许多新花样。……
他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要是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打，或动作
稍慢一些，他都认为是结党袒护，那未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
侄子与随侍没有没打过人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周博仁（孤儿）有一次被打
得两腿烂了一尺长的口子，叫黄子正大夫治了两三个月才好。这孩子治疗
时，溥仪叫我送牛奶等物，还让我对孩子说：皇上对你多好呵！你在孤儿
院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吗？
我把最后这批检举材料看完，过去那一套为自己做辩护的道理，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在从前，我把自己的行为都看做是有理由的。我屈服于日本人的压力，顺从它的意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对家里人的作福作威、予取予夺、动辄打骂以至用刑，也当做我的权力。总之，对强者的屈服，对弱者的发威，这都被我看做是自然的、合理的，我相信人人处于我的境地都会那样做。现在，我明白了除了我这样的人，别人并非如此；我的道理是拿不出去的。
说到弱者，没有比被剥夺权利的囚犯更“弱”的了，然而掌握着政权的共产党人对手下的这些囚犯，并没有打，没有骂，没有不当人看。说到强者，具有第一流装备的美国军队可算是“强”的了，然而装备远逊于它的共产党军队硬是不怕它，竟敢于跟它打了三年之久，一直打得它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就在刚才，我还看到了新的例子。在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材料里，我知道了原来有许多普普通通的人，在强暴压力面前并不曾按着我的信条办事。
巴颜县有个叫李殿贵的农民，受尽了鬼子和汉奸的欺压，他把希望放在抗日联军身上。一九四一年的春节，他给抗联队伍送去了一斗小米、四十七根麻花、一百二十个鸡蛋和两包烟卷。后来被伪警察知道了，把他抓去，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
姜树发，是天增屯的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七堂，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最后判了他两年徒刑。
萧振芳也是一个普通农民，帮助他叔叔萧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半夜里，六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没寻找到他叔叔萧坤，把他绑送到警察署追问。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四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尸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尸岗又活了，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了去。他的叔父萧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至死不屈。他住的那个监狱，就是我在哈尔滨住过的那个地方。
一九四三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捉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火烧，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
总之，我知道世界上的人并非骨头都是软的。我过去的所作所为，除了说明是欺软怕硬和贪生怕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别的解释。
我从前还有一条最根本的理由，为欺软怕硬、贪生怕死做解释，就是我的命最贵重，我比任何人都更有存在的价值。几年来，经过洗衣、糊纸盒，我已懂得了自己的价值，今天我更从东北老百姓和家族的检举中看出了自己的价值。
我在镜子的围屏中看出我是有罪的人，是没有光彩的人，是个没有理由可以为自己做任何辩解的人。
我在最后一份材料上签完字，走在甬道上，心中充满了懊悔与悲伤——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第九章 接受改造一 怎样做人？
一 怎样做人？
“新的一年开始了，你有什么想法？”
一九五五年的元旦，所长这样问我。
我说惟有束身待罪，等候处理。所长听了，不住摇头，大不以为然地说：
“何必如此消极？应当积极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一九五四年年底，我在检察人员拿来的最后的文件上签字时，也听到这样的话：“努力改造吧，争取做个新人。”
这些话使我感到了安心，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悲观消极态度。我陷入了深深自卑的境地里，相形之下，对于宣判的担心倒在其次了。
有一天，在院子里休息的时候，来了一位新闻记者，拿着照相机在球场上照相。“检举认罪”结束之后，管理所里恢复了从前的办法，不再是分组轮流而是全体同时休息，而且比从前多了半小时。院子里很热闹，打排球的、打乒乓球的、谈天说地的、唱歌的，干什么的都有，都被记者收进了镜头。他捧着相机东照西照，后来镜头对着我来了。跟我站在一起看球的一个前伪满人员发现了记者的企图，忽然转身走开，并且说了一句：“我可不跟他照在一块儿！”接着，别人也走开了。
三月间，一些解放军高级将领到抚顺来视察沈阳军区管辖下的战犯管理所。所长把我和溥杰叫了去。我一看见满屋是金晃晃的肩章，先以为是要开军事法庭了，后来才知道是将军们要听听我的学习情况。将军们的态度都非常和蔼，听得似乎很有兴趣，并且问了我的童年时代和伪满时期的生活。最后有一位带胡子的首长说：“好好学习、改造吧，你将来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况的！”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说话的好像是位元帅，而溥杰告诉我说，其中怕还不止一位元帅。我心中无限感慨，曾经被我看做最不容我的共产党人，事实上从看守员到元帅无一不是拿我当做人看的，可是同犯们连跟我站在一起都觉得不能容忍，好像我连人都不是了。
回到屋里，我把元帅的谈话告诉了同伴们。当过伪满驻日大使的老元，是脑子最快的人，他说：“恭喜你啦，老溥！元帅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可见你是保险了！”
别人一听这话全活跃起来，因为像我这样的头号汉奸能保险，他们自然更保险了。
检举认罪结束后，很多人心里都结着个疙瘩，对前途感到不安。老宪从开始检举认罪以来就没笑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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