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是一种病-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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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二十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就此事，本报记者采访了葛红兵先生。
记者：今年的第一期《文学报·大众论坛》上，有人对你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一份悼词》提出异议，认为你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采取了揭隐私和全盘否定的态度，对此，你是如何认为的？
葛：关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我认为〃五四〃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群体本位、道德本位文化）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新文化是个体本位文化、感性本位文化，与此相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是个体论感性文学思潮，从这个认识出发，那些代表了人类对自身感性生命的认同和张扬，代表了人类自我表达、自我认同的思想方向作品才能代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才有典型性，才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正是在这一方向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创作未能摆脱青春冲动型写作的粗浅状态。所以精神上的主潮文学作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恰恰没有表现出主潮文学所应当的成就和气魄。进而，它们常常被误读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旁支（上述观点构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的主体）。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绝大多数人不能同意郁达夫、徐志摩等的浪漫主义写作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主潮精神（也不能接受后新时期以来朱文、韩东、陈染、林白、棉棉等新感性写作）的原因。当然，传统的〃现实主义主潮论〃依然阴魂未散，这也是一个原因。
就此，我肯定了上述写作潮流，充分地强调了中国文学在这一方向上的成就。但是，显然他们并非〃大师〃，我所认可的那些作品也和以往大家所习惯的〃经典〃相去甚远，并不能为某些人所同意。但是我也希望，讨论者不要因为我所认为的好作品和他所认为的好作品不同，就说我完全否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他应当知道我只是否定了他所认定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而认为我的学风有问题。
记者：提到〃大师〃，你的文中说到：〃我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你是以什么样的角度来评判〃大师〃呢？
葛：我将张志新、遇罗克等说成〃文学大师〃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非真的就是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了。这个比喻包含了我对文学界（本当为民族进步之先锋，自由思想之牺牲）为何太少张志新、遇罗克的疑问。尽管文学史上有闻一多、左联五烈士等等，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深究，来实事求是地，不为贤者讳地研究一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的人格史，揭露一些问题，思考一下原因。
记者：在你的文章中，对鲁迅、钱钟书等人的人格和成就进行了极为强烈的否定和指责，文学报因此提出了对学风和文风的探讨，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葛：在图书馆看到《大众论坛》第一期，我为上海诞生了这样一个专事批评的阵地而感到高兴。但是，看到自己的文章被转摘（准确地说是摘了第一、第二部分，谈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肯定意见的第三部分未见摘录），并且前面加了关于我的学风和文风的编者按，我感到很吃惊。
我对鲁迅是极为崇敬的。我硕士专业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总共研读了10个作家，而仅仅花在鲁迅身上的时间就有三分之一，不过崇敬鲁迅不等于说鲁迅不能批评，否则文学批评就没法存在了？有些人把鲁迅当神看，不允许别人有丝毫微辞，谁说鲁迅身上的问题，就怀疑谁的文风、学风，这不是讨论问题的方法。
关于钱钟书。说他是中国的文化昆仑，我觉得是神话。从思想家的角度讲他没有创建自己的对于世界的体系性学说，从文学家的角度讲，他当然不是大师，一、他的创作量较小，二、《围城》优秀，但也有局限。它只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他对知识分子的描写带上了严重的文人相轻、文人自贱的偏颇，没有能够真实地反映〃五四〃后中国新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真实的人格形象。钱钟书是一个一流的知识型学者，看《管锥篇》我是佩服的。但是，我们在看到一个知识型学者的人格魅力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它的欠缺，它可能鼓励一种〃充耳不闻〃、〃视若无睹〃的鸵鸟主义生活哲学。一个人，一味地沉浸在书本中，对生活中的不公义、不人道之事报以沉默？？这恐怕也不是人生的高境界。
我的最后学位方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我的导师是这方面的杰出专家，我本应当在此一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是，十分愧疚，我虚度了大量时光，才疏学浅，未得此学之入门，至今想起，依然感到痛悔，感到愧对恩师的教育和期待，更为自己的大量浅薄之论感到心痛。但是，在我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所阐明的观点，我现在依然没有什么改变，虽然我承认它很浅薄（这个时代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大师，它只需要浅薄的说真话的人）。我不相信我有什么文风和学风的问题。自忖小文虽然浅薄，但是材料没有虚假，观点没有抄袭，材料和观点之间也算符合正常逻辑，至于有人因为我的这个〃逻辑〃和他不同，一定要说我〃思路混乱〃，从这个前提出发他也应当〃逻辑〃地得出我〃水平浅薄〃的结论，至于他用什么〃逻辑〃将〃思维混乱〃和〃文风〃、〃学风〃联系起来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倒是希望大家来真诚地讨论一下，二十世纪中国在文化上到底有些什么成就，它真的如我们想当然的那样伟大吗？它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真的有那么大吗？如果不是，那么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记者：许多论者是用〃文风〃以及〃学风〃这样的问题来质疑你的，你对此如何看？
葛：〃文风〃和〃学风〃在那些人手里是打压别人的万能工具，他们无法就事论事的讨论，因为他们对自己所说的那些是不自信的，所以他们拿出〃文风〃和〃学风〃这帽子来要采取〃武器〃的批判，他们对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已经失去了信心。古希腊人为什么要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因为他们害怕苏格拉底说出真理，教会为什么要烧死布鲁诺？因为教会对布鲁诺恐惧。那些人说我〃文风〃、〃学风〃有问题，其动机和这是一样的。想想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出了真理的小孩子，他所受到的待遇，再想想那两个骗子所受到的待遇，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不过，我痛恨的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不知道是非，而是不敢、不愿辨别，他们自己将眼睛蒙上，也想将别人的眼睛蒙上，甚至痛恨睁开了眼看的人。
记者：不可否认，你的批评是尖锐而标新立异的，你是否有意用这种标新立异而取得大众的注目呢？
葛：我认为，90年代以来文坛批评是缺席的，一方面是许多著名批评家的退场，另一方面是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先锋意识、批判精神的退化。批评平庸化了。我们今天当需要那种风格凌厉，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坚持己见的新锐批评文风。我的批评文字正是追求这样一种风格。现在，文坛正被一种腐朽的学风所左右，说话不痛不痒，批评打打洋腔，官腔。我渴望一种直刺人的心脏的凌厉文风，它是身体管理学，让人坐不住，站不稳，心烦意乱。〃标新立异〃就是我的追求，这有什么不好？我时刻都渴望〃标新立异〃。我也时刻希望我的文章能够〃哗众〃，让读者惊讶得叫起来，我要刺伤他们。但是，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试图〃取宠大众〃，批评家不需要这样做。
2000年2月－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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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代中国文学》的通信
按：拙文《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代中国文学》在《山花》杂志2000年第3期发表后，许多朋友很关心，一些朋友来信，对文章中的一些提法表示了质疑，我一一做了回复。朋友们在信件中讨论的问题许多是我当初没有想到、没有想好的，它们扩大了我的视野，也纠正了我当初的一些想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故此，将几位朋友在3月间的系列通信整理了出来，征得各位通信者的同意，公布出来。――葛红兵
红兵兄：
读了你《山花》上的批判新生代的文章，不吐不快。
你说指出〃新生代〃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缺少生活和体验，是存在的。而且是比较普遍的。但你的论述，后来问题就大了。
我以为：1、卫慧 不等于 新生代；2、卫慧 不等于 中产阶级；3、跨国资本 不等于 外国文学
至于你认为刊物上看不到工人和农民，以此来攻击新生代，莫名其妙！
我倒是觉得那些每篇文章写……的作家很值得怀疑。
文章的思维混乱，观点基本不成立，文风大有问题。
文章的出发点是好的，新生代确实应该反省自身，但你后来眉毛胡子一把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令我极其失望。
西颺
3月12日
西飏：
我对于我的观点是认真的。我不能接受你的〃文风〃的说法。这让我感到过敏。
说〃新生代〃，是因为我最近的确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应当有的信念。我自己是因为没有信念才走了这么多的弯路的。现在，我感到我自己终于找到了自己想终生坚持的东西。
我要感谢和我同龄的朋友们的作品，他们比我敏感，比我更有表达才能，我常常是怀着向他们学习的心态读他们的作品的。他们是怎样看这个世界的呢？怀着这样的想法读小说，对朋友们的作品我有一种感恩的心情。也因此，过去我对新生代作家几乎没有否定性意见，他们正年轻，正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从我对他们的评论性文字所受到的压力就能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他们也正成熟，不能永远如此。
某些所谓〃新生代〃作家让人失望。一是没有〃信念〃只有〃金钱〃意识的传媒的哄抬，让我感到愤懑，那些可耻的商人，杀死了原先的〃新生代〃，如果原先有个〃新生代〃的话；二是〃新生代〃的 〃先锋、前卫、另类〃……已经被戕杀，成了〃表演〃，一切都是如此地可耻，让人痛心。书商们正把他们当成赚钱的工具，用可耻的中产阶级趣味引导他们，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正主动地投入书商们的怀抱。我得说〃布老虎〃这样的书商品牌，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幸运，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幸。它时刻虎视着文坛，用它手中的金币以及传媒炒作的能力诱食着其中涌现出来的微弱的〃另类〃之音。
以前我只是将意识形态看成了新生代的障碍，现在看来，中产阶级趣味是新生代同样严峻的敌人。而且它们正在合谋。这些使我过去对新生代写作的信念开始瓦解，并渐渐地感到失望。
葛红兵
3月14日
红兵兄：
读了你的文章，我感到震惊。我主要倒不是因为你对新生代作家的否定态度，而是你的思维方式与行文风格。从气质上说，我与你不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我是个唯美主义者，我欣赏法国作家戈蒂叶之说，为了欣赏维纳斯的雕像，我情愿放弃作为共和国公民的权利。早在80年代初，那时文学还紧紧地被绑在政治的战车上，我在阅读中就渴望能自由地写作，但那时的环境不允许。今天，在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后，许多人（包括你）为什么要那么急切地逃避自由呢？也许自由使人孤独，使人丧气，使人绝望。但在我看来，自由是最重要的东西，比公正、正义、崇高、殉道都重要。在80年代，人们为了使文学争取到自由，作了多少努力，几十年来，单单为了文学的自由，有多少人死在专制的暴政下？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这一切那么不珍惜，那么急切地重新将文学绑回政治或是社会斗争的战车上？
其次，你的题材决定论令我不解。依照你文中的逻辑，世界文学史上99％的作品可被否定。而且，新生代作家作品中也不乏对下层民众生活的描绘，比如朱文便是一例。
再次，你对20世纪西方作家的评价令人疑惑。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与跨国资本很难有直接的关联。我觉得你对西方的东西似乎有一种非理性的仇视，但一时又找不出可以与之抗衡的中国作家。
以上几点想法，仅供参考。
王宏图
3/19
宏图：
看了你的信我感到很惊讶。你误解了我的立场。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对，但是，我常常会陷于愤懑之中。中国的农民－－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从一个农民的现实地位来看问题的。这可能导致了我的偏激－－我常常想，其实中国农民在这个社会的地位没有上升，他们忍受着这种各样严重的精神和肉体的屈辱，但是正是这样一个阶级在文学上却没有自己的代言人，甚至从他们当中出生的人，也背叛了这个阶级，以至于他们看起来完全是沉默的－－从这个角度，我否定这个时代的文学，憎恶这个时代的文学，而对它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拿到〃工人阶级〃来看，新时期以来，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地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他们对自己的命运的把握能力是增强了还是降低了？这些在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都没有得到真切的表达，对于新生代写作来说，他们甚至被驱逐出了写作的视野。
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从一个西方文学趣味的鼓吹者，变成了一个西方文学趣味的反对者，西方化的文学趣味正在磨蚀着当代作家品味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能力。
也是从这个角度，我对新生代作家做了反思。他们离开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使命已经太远。
我渴望在我们这些人中产生真正的大家：他有坚定的自由信念，为自由信念而写作；他热爱大地和人民，为人民不惜牺牲自己；他热切地渴望正义和人性，而对不公和非人性报以拒绝和抗议；他有最直率、最伟大的殉道的人格，让所有知道他的人感佩……
每每想到这些，我就难以自制。20世纪已经过去，回首已经过去的百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作家，找不到真正让人欲泣犹止的作品，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作家缺乏才情吗？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所忍受的苦难不够深广，我们的作家缺乏生活资源的哺育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作家，他们的人格垮台了。
这些问题，不应当交给下一代人来讨论。
红兵
3月19日
红兵：
读了你在《山花》第3期上的《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下中国文学》一文，我很感兴趣。你在文章中提及的问题很重要，有一些观点我也同意，但更感兴趣的是你的文学观点的转变：由一个〃新生代〃的吹鼓手一夜之间转变为〃新生代〃的终结者。我不知道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你的这种转变。有机会的话，我想当面讨教。
不过，涉及对〃新生代〃的基本立场和一些艺术方面的基本评判尺度问题，我有不同看法，故在此先提出来与你商榷。
1，文章一开头涉及对〃先锋派〃的几个判断，我就不同意。在你所开列的〃先锋派〃名单中有韩少功，这似乎不妥。在我看来，韩少功不属于〃先锋派〃。也许，你是因为《马桥词典》的缘故，但我觉得，《马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