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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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柯 平
“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满天，寒气逼人，候北关门，接待寺钟响，换舟入城”。七百年前秋天的某个早晨，一位前来谋取升职的镇江文人用这样一句话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杭州之行。曙光刚刚刷亮江浙行省官署前睡意朦胧的石狮，他已来到这权欲横流的元廷江南行政中枢，在礼部、照磨所、儒学提举司等办事衙门作穿梭般的拜访谒造，包括会见亲戚、同乡、旧友、上司，分赠土产，递交推荐信和个人求职申请，并尽可能争取打听到更多的内幕消息。这位时年二十八岁的年轻男人身体羸弱，目光明亮，生有一双女人般的小手和一部美髯。当天晚些时候他下榻于城中位于清河坊附近的施水坊桥梳头沈待诏之楼，与一位同样来杭谋职的金坛人尹子源正好同寓。由于内心为即将实现的职业理想所激动，加上考虑到在杭期间官场应酬所必不可少，当房主人具酒为之洗尘时，他轻易甚至不无欣然地破除了禁绝已久的酒戒。夜深以后，前来看望的朋友们陆续散去，他在床前一只内置便桶的矮柜上秉烛写日记。由于一天应酬下来实在太累，只勉强记了一百来字就草草上床安歇。
此前二十余天他一直在为这次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行程作准备──从经济学和关系学两个方面。其间又有一半时间用于旅途，一半时间在家乡镇江精心谋划。“为甘露寺本无传长老钞经，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笔者，书小楷数千而不伐，可爱可爱”。“同白无咎到太平寺观壁上画，水中作一笔，绕之不断。立视久之，若汹涌生动之意，奇笔也”。没有人相信出现在日记开头部分的这种羽扇纶巾式的风雅，竟然只是一篇重彩浓墨的世俗文章的一部分──作为点缀与过渡。事实上正是这位甘露寺里赠笔的客人为他带来了约定中的有关杭州的最新消息。而后者白无咎的父亲白珽曾任位高权重的江浙儒学副提举一职，对白拜访的本意说穿了不过为求得一通荐书。所恨事有不偕，“值出江阴未回，乃子无咎、无华留饮”。因此无锡太平寺观壁上画云云，同样也是迫于无奈──将下一班夜航船到来之前的时间胡乱打发掉。
接下来他急急赶去苏州平望，那里居住着另一位刚下职的江浙儒学副提举诗人龚璛。当晚他在龚家“留宿具晚饭，饭已，留灯夜话，是夕多蚊。”这样的悠闲与惬意是否意味着事情已经有了眉目？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随后几天的日记中，我们将看到这封荐书已经顺利到达了主管部门的官员手里：“省西见张菊存下龚子敬书”。随便提一句，像白珽、龚子敬这样的名字，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名头是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比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码不亚于苦茶庵里的周二先生和半隐于浙江石门镇的缘缘堂主人丰子恺。
杭州施水坊桥开小旅馆的剃头匠沈六郎应该为自己无意中接待了这样一位客人感到荣幸。这位谈吐风雅的旅客名叫郭畀，字天锡，号云山，是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一位诗人兼书画家。他选择这里下榻仅仅因为地理上的便利──就在他前来干事的江浙行省官署附近。在公元一三○八年的这个多雨的秋季，他的全部梦想就是为了把自己从一个镇江儒学学录的现职弄成学正。（相当于从现在的市教育局教育科科长升为副局长）而手头的荐书以及众多朋友的精心谋划使他觉得有足够的理由对此充满信心。至于偶然的雪泥鸿爪，使得这里日后竟成为杭州的一处名胜，遑论祖上可能为皇帝剃过头的房主人沈六郎，甚至连郭本人也从未想到过。
而事实上他安心呆在这里的时间也不多，除了干事所需，其余时间全被他用在了凭吊故国山水和会见朋友。他差不多访遍了杭州的寺院与道观。有时独行，有时由一位父辈朋友、六十八岁的诗人汤北村陪同。将日间诸事如实记于当晚的日记，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一个良好习惯。因此，为后世杭州人所大大看重的“金钟白搭”一事，在当天的日记中也不过是极为普通的个人文字功课。
“晚登临吴山，下视杭城，烟瓦鳞鳞，莫辨处所。左顾西湖，右俯浙江，望故宫苍莽，独见白塔屹立耳”。
“……次游万寿尊胜塔寺，亦杨其姓名者所建。正殿佛皆西番形像，赤体侍立，虽用金装，无自然意。门立四青石柱，镌凿盘龙甚精致，上犹有前朝铜钟一口，上铸淳熙改元，曾觌篆字铭在，皆故物也。行至左廊，记得壁间一诗云‘玉辇成尘事已空，惟余草木对春风。凭高□□□□□，目断苍梧夕照中。’寺门俗称‘望江亭’，俯视钱唐江水，大略与扬子江同，但隔岸越山苍翠差胜尔。远见西兴渡口，烟树如荠”。
信手拈来的片羽只鳞，却成为后来的文物学家拱若至宝并愿意为之感激涕零的充足理由。因为其中有关金钟白塔的那些描述，在同时或后代涉及杭州的文献中一向未见记载，其珍贵程度当可想像。由此也可见一个作家在生活中敏锐地保持自己的观察并将它如实记录下来，无论对于历史还是个人，都是多么的重要。
一次午睡醒来他还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寓楼颇洁，便于坐卧，大抵杭城楼居相连，自有一种风韵耳”。另外一次是雨中访友归寓，“储叔仪隔河楼上见呼，出纸索书，具酒晚饭”。同样，这种带有美学意义的评价与描述，也引起了后代的杭州人对此所生发的源源不断的感激。到了清代中期，显然出于爱屋及鸟之意，甚至连当年沈六郎位于施水坊桥的小旅馆也仰彼余泽，成为杭地胜迹之一。在道光年间杭州著名诗社清尊吟社的一次例行诗会上，青年诗人黄芗泉分得的诗题就是《施水坊桥郭京山寓楼》：
“东岸桥寻施水坊，楼居风韵说吾杭。便于坐卧偏宜客，况有亲邻累举觞。旧友重来叹寥落，一官本分费商量。羡他待诏能为主，至今名传沈六郎。”
郭畀日记的全称为四卷本的《郭天锡日记》，历来知者几稀。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雍正初年。这里需要感谢的一个人物是杭州名士厉樊榭。当时他偕一位朋友江砚南在扬州旅行讲学──作为富甲海内的淮上巨贾程松门的座上宾。在一次例行的豪宴临近尾声时，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在后来为日记出版所作的序言中，这位浙西诗派的领袖人物这样描述当时的事情经过：“酒半，松门兄子岷东出观所藏元京口郭天锡先生日记真迹，共四册，行楷精妙，奕奕有神。中有至大戊申客杭一册。时酒边醉眼观之，不甚记忆。后十余日，耿耿于胸……即往言之岷东，岷东殊不秘也。携至予寓舍，呼灯捉笔，写成草本，略汰其无系武林典要者……。先生去今三百余年，偶然攒笔，完好无恙，而适遇予两人皆杭人，钞而传之，似乎有待者”。
然而厉鹗在干下一件好事的同时也干下了一件坏事，那就是他出于某种自以为是的好意，将日记中被认为有损郭形象的那些文字和细节大都删去。那些文字和细节真实记录了元代一个外省低级官员为谋取升职如何在省城四处活动，包括请讬，求荐，修改履历，打通关节，甚至还包括索贿和行贿──当然是在时尚和官场风气的压力之下。在我看来正是这些生动、触目惊心的所谓“无系武林典要者”，才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特色和文学意义上的真正价值。这个删节本后来被出版家鲍廷博刻入了他那著名的《知不足斋丛书》，书名《客杭日记》大约也为厉鹗所起。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后来八千卷楼的钱塘丁氏兄弟又从塘栖劳氏处购得真迹，将所有删节一概补齐，并刻入《武林掌故丛书》，这对今天那些元代文化与吏治的研究者来说该是多么残酷的打击。
《客杭日记》后世推崇者甚多，而且这中间杭州人要明显超过镇江人──出于对客人由衷赞美自己家乡的敬意。但它的意义与价值肯定不仅于此。仿佛一台复印机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心迹与行为保存完整，我们很难想象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还有谁在日记体文学这一行中干得如此漂亮。由于生性慵懒以及对佛学的过于沉溺，似乎妨碍了作者后来文学上更大的发展。直至逝世之时，他留给文坛的全部遗产除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册日记外，仅只有《元诗选》里真假难辨的十几首短诗。（其中大半甚至还混入了元代另一画家郭天锡的作品）但他的文学天赋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生活态度也任性直率。在组成他落拓一生全部内容的读经、泼墨、行吟、饮酒、鉴赏书画这些活动中，他最为狂热的一件事就是在寺壁上绘制彩画。他晚年时候对茶道也情有独钟，这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是小他二十岁的画家倪瓒。当时倪尚未去笠泽归隐，他们每年总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汲泉涤盏，谈诗论文。
后者曾为此写过一首追忆体的短诗，诗中的郭潇散，放浪，身若闲云野鹤。由于有关他生平资料的匮乏与珍贵，这首诗向来为对他感兴趣的那些研究者所津津乐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是一个与《客杭日记》的作者形象迥异的人。一个天性淡泊的人。一个儒雅，天真，不知世事为何物的人。它在很大程度上带给读者的困惑是：面对两个仿佛来自不同世界的郭畀，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一个呢？
第一部分《客杭日记》始末（2）
郭畀一二八一年生于镇江，自小即饱读诗书，这显然跟他出生书香名门这一幸运有关。在他少年时期，父亲郭景星一直担任当地淮海书院的山长，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一座中等城市的大学校长。青年时代由于父荫以及机遇，他曾在外省的地方教育机构短暂任职。后来又极富传奇色彩地在浙江的青田县担任税务巡检，从而对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民生疾苦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时候他已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书画家了。他那枝被倪瓒誉为“毫端五色霞”的灵秀之笔在批改作业、抄呈公文的同时，也为他在江南的达官士子中赢来了不薄的名声。十八个月以后，他又突然回到家乡镇江担任儒学学录，并于元大德十一年，也即赴杭谋职的前一年匆匆去京参加教育官员的全国统考。一切似乎都按计划顺利进行着，直至我们在文章开头处看到过的那个早晨，他背着一只装满土产和名贵书画的行囊，胸有成竹，来到杭州。
《客杭日记》使他成为同时代人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苟同这种观点的人会越来越多。在短短的六千余字的篇幅内，记录了一百多个人物的言行风貌和差不多同样数目的寺庙，道观，街道，山水，服饰，古迹，饮食，气象，以及省中的制度，官场的礼节，公文的格式，上官的威仪，以及怎样打点，怎样运作，怎样晚间摸到主管官员家里去“付后司所用”，怎样为应付办事衙门勒索上亲戚家借钱不遇，从下榻的河坊街一主一仆到北新桥，“空费船钱一贯二百五十”。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他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因为他当时担任镇江儒学学录的俸禄，不过每年制钱一百二十贯和禄米两石。
郭畀客杭期间另一件繁忙事情就是不停地为求请者作画和写字，这也占据了日记中相当的笔墨。早在二十岁以前，他的书画已尽得小米（米友仁，宋代大画家米芾之子，曾客寓镇江多年）的精髓。而另一位现实中的老师高彦敬（字房山，元初书画大家。与赵孟钇朊┮彩堑笔泵煜碌娜宋铩４拥胶嫉牡谌臁氨贝寰呔莆缑妫瑑袷槭健逼穑嚼牒记拔桓雠既幌嗍兜南泄俚乃姆剿馐鱿衷谡庹徘笄胝呙ド系娜宋锞褂卸嗳恕Ｆ渲杏械氖乔氨哺呷耍械谋旧砭褪鞘樘呈ナ帧Ｋ娜惹橛肭笆顾哉庖磺胁扇±凑卟痪艿奶龋⒕】赡茏龅剿媲笏嫘矗背〈蚍ⅰＮㄒ坏囊淮卫馐亲约旱木司耍胺街倜骷闹角笫榛蚯樾鞑患眩僖欢障卤省薄Ｎ颐亲⒁獾剑谌占侵校庖惶斓娜掌谑鞘露蝗眨涨墒撬酱锖贾莸囊桓鲈潞蟆！ �
饮馔也成为日记里的一项主要内容，显然事出有因。作为一个俸入廉薄的低职文官和出门在外者，况且还带着一个书僮王二。如何经济，方便，又尽可能不失体面地对付每天的吃饭问题，看来也是令他颇费脑筋的事情。这方面的一个常见格式是三杯薄酒一碗面条，但这通常发生在他与朋友之间相互宴请的时候。平时吃些什么虽无记载，但我们不难想像那种以果腹为目的的所谓吃饭。作为难得的奢侈，有时候为解嘴馋，他也会上饭馆去吃一碗他所爱吃的片儿川或素鸡汤面。他喜欢吃面那可真算找对了地方。面条是杭州的骄傲，这方面甚至还有着伟大的传统，光《梦粱录》里所列的款式就不下三四十种。至大初年去宋不远，虽饱受兵火战乱之灾，但从郭畀日记中有关面条的名目来推测，当时的城市应该已经恢复得相当繁荣。当然以今天的杭州家庭主妇的眼光来看，郭畀客杭期间饮食勉强上得了台面的大约只有四次。一次是九月三十日“路遇胡石塘主簿，煎鱼沽酒”。一次是此后不久，“同尹子源见储叔仪，留小酌。次同叔仪到子源寓楼，开樽荐亥首”。另一次作东的主人也是此人，“尹子源请荐海蜇，话至二鼓”。最后一次是他去拜访一个担任府判的镇江人张云心，“留坐，具午酌，荐糟蟹鸡面”。这里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郭对自己日常生活所难以问津的美食一律喜欢以“荐”字加以尊称，而非纪录平日饮食所使用的“具”。尽管连一个猪头也堂而皇之出现在这张珍贵食单上不免令人扫兴，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煎鱼却被细心地从上面划掉了。这里透露的信息是否可以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假设：由于当时接连发生的皇室内部的混战，加上大德年间对朝鲜穷兵黩武的战争准备，市场上的肉类供应严重紧缺。而淡水鱼作为浙江特产加上资源丰富，同时也不便于供应军需，因此价格一直被稳定在一个普通的水平。另外，三位宴请者的身份也大可值得玩味，尽管郭与他们官职与俸禄大致相等，但由于所处部门权势意义上的不可同日而语，生活质量也就明显拉开了档次。
类似这样随意而饶有兴趣的记叙，通过偶然展露的一鳞半爪，令读者得以略窥元代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例子，在日记中应该还有着许多。如果打一个比方，郭在杭州匆匆奔走的身影颇像一个科技时代的光电鼠标，为我们打开当时国家机器帷幕深垂的大大小小的许多窗口。这似乎也正好印证了鲁迅先生有关历史的一个观点，大意是如果你想要了解到一点真相，也许在野史中才更有可能找到。在此意义上说，我们的这位野心勃勃的外省学官当时无意中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位时代录音师和书记员的角色。整个客杭期间，他一边游历交往，一边每日到省中去督促事情的进展。一天上午他冒雨赶到儒学提举司，发现“大雨中止有武老兀坐厅上，诸吏无来者”。几天后的一次遭遇几乎与此类同，整座政府大楼空空荡荡，原因据说是当时的平章知事（省长）别不花获升调任，大小众官都一窝蜂地赶去拍马送行，以至无人办公。还有一次的情景说来更为气人，由于可能存在的打点的疏忽和不到位，主管官员当场给他吃了一个闭门羹，“到儒司，司官不出，独吏辈兀坐司房而已”。郭在日记里写道。不得已，他只好在一个朋友张竹村的陪同下，到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