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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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行动。自此，她更加把写作视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1941年至1944年，巴黎被德军占领，全国的政治气候也由此阴暗。沦陷使巴黎人消沉、沮丧。当时的法国市民、知识分子团体逐渐分成了两派。一派为左翼组织，包括“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巴黎地下抵抗运动组织”以及“法国『共产』党”，他们都憎恨德国法西斯主义，坚决主张抵抗占领军。另一派被称为右翼组织，主要是第三共和国的一些政治家、亲德分子。他们主张要识时务，要与占领军合作。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萨特主要站在抵抗运动组织一边，主张与占领军对抗到底。而他们的朋友夏尔·迪兰和西蒙娜·约利韦则主张在德国纳粹统治时期，应该与占领军合作。波伏瓦对自己的朋友竟然在纳粹铁蹄下表现出来的厚颜无耻和奴颜卑膝深感厌恶和反感。她和萨特一样，实在蔑视这种充斥巴黎的妥协气氛。然而在战争中，朋友之间因政见不同而反目为仇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波伏瓦只是对这两位朋友这么轻易地就放弃了昔日高唱的自由主义主张，而卑躬到纳粹一边深感惊讶。由此，她以往在心目中，对西蒙娜·约利韦所建立起来的“自由形象”，一下失去了光环。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沦陷期间，仍在莫里哀中学执教。这一期间，奥尔加与波伏瓦、萨特的朋友博斯特结了婚，从而离开了波伏瓦。奥尔加走后，波伏瓦的又一个学生娜塔丽·索罗舍娜又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个少女具有和奥尔加相似的『性』格，但比奥尔加更加倔强、好斗、易激动，具有一种强烈的反叛『性』格。由于娜塔丽的特殊个『性』，再次使波伏瓦产生那种不可名状的想帮助她、培养她的强烈愿望，后经与萨特商量，终于使她成为了这个“家庭”的成员。波伏瓦像对待奥尔加一样关心、培养娜塔丽。她花时间引导她对哲学的兴趣，指导她阅读，教她写文章，并经常带她去咖啡馆、酒吧、电影院。但娜塔丽的母亲却不喜欢女儿的这种生活，她认为女儿受波伏瓦的影响，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1943年，她向校方指控波伏瓦诱骗未成年少女。这一指控终于使从教12年的西蒙娜·德·波伏瓦被学校开除。波伏瓦的哲学教师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她从此再也没有资格去教书了，从而也就失去了职业和固定的经济来源。

　　　　然而就在同一年，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一部小说《女客》出版了。该书很快就成为了畅销书。法国的地下报纸和合作报纸都给予这部小说以很高的评价。波伏瓦顿时名声大震，被誉为新近法国文坛上的“新的小说家”、“法国文学的希望”。《女客》一书的出版是西蒙娜·德·波伏瓦一生的转折点。从1931年至1943年，波伏瓦一边教书，一边写作。然而在教书生涯中，12年来她一直受到指责，蒙受许多不白之冤，她被指控为“不称职的教员”、“诱骗未成年少女的教唆犯”。但在作家生活道路上，从一开始，她就被视为是一位天生的作家、幸运的小说家。而1943年的被开除事件却促使她走上了最初的专业作家的创作道路。从此西蒙娜·德·波伏瓦将以法国文坛上一个才女，一个女政论家，一个女权主义运动家的形象出现在读者和公众的面前。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　第六章爱情契约

　　　　西蒙娜·德·波伏瓦自从1929年结识萨特后，便把维护和保持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当作她生活中的一个轴心。但她当时却远没有预料到，她与萨特之间的爱情关系到后来是何等的复杂。这其中既有个人的秉『性』、特定的时代、历史的契机等问题，也有两人的观念、学识、修养、追求的影响。但最关键的却是，自古以来对待个人的感情、爱情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做法。而爱情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度以及不同的个人身上也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复杂形态。就西蒙娜与萨特的爱情来说，则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特例。

　　　　萨特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传统型或现代型的男人。他很难被归类为究竟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在他身上常常表现出一种双重『性』格的统一。在他身上，既有常人所不具备的傲然盖世的精神和求索不息的品质，也有常人皆具的陋习怪癖和盲从冲动。在与朋友交往中，他深重友情、诚信待人；在与情人交往中，他能坦『荡』、真诚和宽容；在看待金钱上，他视之为身外之物，从不锱铢必较，而总是慷慨无度；而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能在所置身的任何恶劣环境中做到超然度外。他总是能够从复杂的现象中关注到最本质的问题。他的最高境界是永远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而不断思考存在的意义。然而在萨特的身上也有许多飘忽不定、变幻无常的东西。他本『性』不恪守常规，易受新奇事物的吸引，时常会背叛他人甚至背叛自己，冥冥行动中，又招来身后多少怨骂。

　　　　西蒙娜·德·波伏瓦就是因被萨特的这种双重『性』格所吸引，才被他身上所特有的那种精神品质的魅力所征服的。从结识萨特到两人相爱初期，西蒙娜凭着她那女『性』的特有眼光和哲学思辨『性』的洞察力在熟悉萨特，了解着萨特。她早就意识到在他们的恋情中，自己将把握不了萨特的感情。而随着他们爱情关系的发展，她也感受到了自己在这种关系中，总处于一个被动者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就往往决定了她和萨特爱情关系的实际。

　　　　萨特自与波伏瓦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后，就从来没有要履行一夫一妻制的意愿。在萨特看来，一夫一妻制是教会倡导的一种传统的婚姻关系准则，它代表着一种静止的保守的观念。这种婚姻关系并不能体现男人与女人之间丰富多采关系的全部本质内容。而完美的男女关系应该是自由、平等、相互给予的自然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男女各方也都应像在思想和精神追求上那样，保持各自的独立。即使双方在这种关系上建立了一些约定，这种约定也不该是向对方承诺什么的一种保证书，而只能是双方在维系这种关系时，共同达成的一些规范。因此，任何束缚和限制男女个人自由的婚约都是无理的。基于这种观点，萨特主张打破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和狭义上的占有与被占有的男女关系，倡导建立一种新型的契约式的爱情。后来这种契约式爱情的核心意义被明确为，男女双方可以在双方协议允许的范围内，各自保持个人行动的自由和与他人保持密切交往关系的权力。在萨特的建议下，西蒙娜于1929年就同意与萨特签订了爱情契约。他们于1929年深秋，在巴黎卡鲁塞尔公园里，签订了第一个口头协议：卡鲁塞尔协议。从这一天开始，西蒙娜·德·波伏瓦就与萨特开创了一个爱情关系的新模式、新典范。他们携手共度50年，只同居而不结婚，只保持亲密的关系，但各自仍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行动。他们终生保持着相伴，但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却各居寓所，完全过着一种单身的生活。

　　　　然而，回首1929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同意萨特的建议后，并没有感到这一爱情契约会给她以后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她也没有想到这种方式的爱情，在一生的把握中竟也是相当的复杂和不易。当时，她仅仅考虑的是，他们之间是一种有创建『性』的，可以不断更新的，因此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真正的爱情关系。这样对婚姻的拒绝也同样可以使她从不自由的社会约束中超脱出来，也同样可以使她像男人那样独立地享受自由的生活。然而，一旦到了具体的生活中，这条抽象的原则就会演化出各种各样具体的感情纠葛。

　　　　从1929年至1934年，波伏瓦和萨特基本上保持着正常的情侣关系。他们依契约上规定的那样各自享受着独立和自由。无论是在马赛与勒阿弗尔间，还是在勒阿弗尔与卢昂间，两个人都能在精神上保持高度的一致。这期间，心灵的激『荡』、感情的融洽，都使双方享受到这种新式契约爱情的轻松的幸福。正如萨特后来回忆道：“我们中每个人都支持另一个人，于是由此产生了力量巨大的‘一对’，……当然同海狸的联盟达到了更高度的完美时，联盟的结果便是使人感到沉重的幸福。”在此期间，尽管萨特仍艳遇不断，韵事频出，但均如浮云流水，一倏即逝。因而也并未影响到两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但当17岁的俄罗斯少女奥尔加介入进他们的生活后，爱情的契约却在三人中搅起了一场不小的漩涡。

　　　　奥尔加本来是在1935年，在卢昂贞德中学，以波伏瓦的学生和被监护人的身份加入到这个家庭中来的。萨特在与波伏瓦共同辅导她时，疯狂地爱上她。这个美丽的金发少女以其倔强、好胜、幻想、热情、高贵、大度的独特气质深深地吸引了萨特，以致萨特一见到她就感到一切都是万般的美好，情绪也变得轻松开朗，视奥尔加为使他活力焕发的万灵『药』。这种情感当时曾被他写入日记中：“两年间，正是我对奥尔加疯狂爱恋之时，也是我最懦弱的时候。”这一『插』曲的出现，使波伏瓦始料不及。在她心底的感情中，既有对萨特的真情爱恋，又有对奥尔加的眷眷依恋。面对萨特与这个学生之间的情感存在，她又不忍生生强拆，而且理智也告诉她，依爱情的契约，她似乎无权干涉此事，而从情理上讲，她又何必非要去干涉萨特的独立和自由？对此事，西蒙娜曾揣来掂去，前思后想，很难找出明智的处理方法。直至1936年，在三人慎重的商议下，奥尔加、波伏瓦和萨特终于组建了一种“三重奏”式的生活之家。对“三重奏”关系的首肯，是波伏瓦在诸般感情难以排遣下，出于理智考虑的结果。这种情感曾被西蒙娜本人在其《年富力强》一书中谈及：“我们将成为‘三人行’、‘三重奏’。我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不断地加以创造发展，没有一种人际关系是不可能的、无权存在的，而我们的三人形式就这样产生出来，成为了现实。”

　　　　1936年起，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奥尔加及萨特建立了“三重奏”生活。这种生活实际上是西蒙娜和萨特继相识7年后签订的又一爱情契约。“三重奏”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是萨特，而西蒙娜只不过是被动参加者。尽管西蒙娜在最初认为，“三重奏”的生活可以使她与萨特，她与奥尔加及萨特与奥尔加之间的感情都能得到维持，但不久就使这种感情陷入了复杂的纠葛之中。因为她在这种生活中从未感到过自在。关于这一时期的感情体验，她在后来的《年富力强》一书中谈到：“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我白费了力气，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自在。我依恋萨特，我也依恋奥尔加，但这两种方式不同，不能同日而语，而且都是排他『性』的、专一的。我对他们的不同感情不能混为一体。”此外，她对萨特和奥尔加还产生了嫉恨。关于这种嫉妒心，她也曾在《年富力强》中回忆道：“当我们三人一道外出时……奥尔加投萨特之所好，表现得比和我在一起时更妩媚、更娇态十足、更搔首弄姿……而萨特在一心关注着奥尔加的时候，与和我单独相处的时候则判若两人。因此，在这种三人聚首中，我总感到受了双重的损害。”而在这种“三重奏”的生活中，不仅仅是西蒙娜一人觉得受到伤害、嫉妒、猜疑的折磨，萨特和奥尔加也从未感到自在过。这正如后来，萨特在其存在主义境遇剧《间隔》中所精辟地概括的那样：“他人，就是地狱。”1937年，这种“三重奏”生活在勉强维持了几个月后，终于被宣布解体。几个月来，在这种“三人行”关系中，每个人的心灵上都伤痕累累，彼此都为此而付出了代价。

　　　　自从与萨特和奥尔加创建“三重奏”家庭后，西蒙娜·德·波伏瓦并未觉惬意，一种难言之痛苦在心中的翻腾搅扰，曾使她扪心反思。为了排遣这种痛苦和烦闷，也为了排除杂念仔细探寻一下这种“三人行”关系的合理『性』，1937年初，她暂时撇下萨特和奥尔加，邀请了萨特昔日的同窗，后来他们亲密的良友雅克…洛朗·博斯特与她一道共赴普罗旺斯和阿尔卑斯山旅行。博斯特是个热情开朗、生活随意的人，他也是位追求精神高度独立和自由观点的鼓吹者，而且他还奉行独身主义，只承认现实的爱情。多年来，他和波伏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番与博斯特结伴而行，西蒙娜感到无比轻松和愉快。他们徒步远行于山野之间，黎明而起，日暮而歇。农家的粮仓，乡间的小咖啡馆，都曾作过他们歇脚的客栈。白天，他们寄身于山水田园间，并肩漫步，随意畅谈。夜幕降临后，亦享受爱情的欢娱。从此难忘之行中，波伏瓦体验到了一种友谊、爱情、相互欣赏、相互信任、轻松、愉快的情感交流。

　　　　归来后，波伏瓦将愉快的阿尔卑斯山之行原原本本地讲给了萨特，萨特听后，略带醋意地坦然说道：“你和博斯特很幸福。这样处理很不错。”此后，波伏瓦、博斯特、萨特又以“三人行”关系前往希腊旅行。而萨特在这种“三重奏”关系中，表现得却要比波伏瓦冷静和坦『荡』得多。他只是表现出有些不满，但并未因此而感到受了伤害。这种情感后来被萨特在其《文字生涯》一书中提到：“我预先接受意外的事故，接受不幸的遭遇。……我以笑脸相迎。”他在《七十岁自画像》中还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曾使我感到失望。”然而，这个“三重奏”的关系终以博斯特与奥尔加的结婚而告结束。萨特和波伏瓦则充任了奥尔加的证婚人。

　　　　继这两次相叠的“三重奏”后不久，萨特又开演了另一出“三重奏”。1938年，他与奥尔加的妹妹万达情投意合。在这次“三重奏”中，萨特和万达都深坠爱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特在应征入伍之前，曾下决心要娶万达。在将行此举之前，萨特依与波伏瓦所签订的爱情契约，将与万达的关系都原本地告诉了西蒙娜。但终因战争和其他原因，这次三重奏又告失败了。

　　　　从1936年至1939年，萨特与波伏瓦之间的“三重奏”频繁出现，这使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也变得异常复杂和微妙。波伏瓦从这一时候起，开始不断地思考“三重奏”发生的起因，以及她与萨特爱情契约的本质。由此，她开始结合自己的爱情经历，对现代女『性』在社会及家庭婚姻关系中本身的处境问题作深入思考与探讨。这些思考奠定了她后来撰写有关『妇』女问题的著名论著《第二『性』》的基础。

　　　　“三重奏”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始料不及的意外『插』曲，但却成为了她与萨特爱情契约中的重要内容。这种“三重奏”由于违背了爱情具有排他『性』这一自然法则和社会准则，因而既难以维持长久，又易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舆论的攻击。但它的出现却预示着一种新式婚恋观的诞生。“三重奏”以藐视一切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为前提，是一种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和独立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为反抗他们所置身的社会所采取的另一种形式。而其哲学意义，正如萨特在其《七十岁自画像》一书中所说：“在第二次大战前，我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一个个体，我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