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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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最后失败的缘由，何尝不如此呢？在朝不保夕的心理驱动下，这些农民革命领袖，一旦获得权力，必然会的两件事，一是贪婪地攫取财富，一是疯狂地发泄性欲，而罔顾其他。
小小的阿Q，在幻想自己革命成功时，不也在梦中看到一箱子一箱子金银财宝，搬到土谷祠来，把吴妈、小尼姑、赵司晨的妹子，列为他的宣泄对象吗？所以，农民起义，推翻王朝，他的奋斗目标，也只是想当下一任皇帝。而那个次于李自成的武夫刘宗敏，知道当不成大顺国主，就满北京城里找那头号美人陈圆圆，以求性欲的满足。结果，吴三桂一火，开门揖盗，满清入关，只好继续当流寇。太平天国那几位来自广西的农民革命领袖，到了南京后，不同样如此给自己画了句号吗？
这就是小生产者跳不出小农意识的悲剧，自然经济，靠天吃饭，在播种时的春天，未必能预见到收获的秋天，正是出于难以把握的生产规律，所以，农民只能有短期行为，而无远大目光，这就是他们迫不及待的天性由来。元载将八百石胡椒藏在地窖里，与现在从家中起出成箱的茅台而不喝的贪官一样，完全出于小农的本性。
龙颜大怒，元载赐死，胡椒自然充公。可想而知，无非是从元载的府邸，搬运到皇家的库房里，在全社会受到儒家重农轻商传统的制约下，政府和哪个机关，绝不会成立一个贸易进出口公司，或者调味品开发集团，使每一粒胡椒起到资本作用的。士农工商，商排在老末，有些人，清高到不但耻于谈商，甚至连钱这个字，也不能从嘴里说出来。所以，这批胡椒的命运，会照旧堆放着，任其变质，最后成为垃圾罢了。
丝绸之路促进唐代商业活动的发达，是毫无疑义的。首都长安，这个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面积约八十多平方公里，人口达百万，居民以坊为单位，全城共百余坊，但只有东西两市，可怜巴巴的四个坊从事商贸活动。所以，如此不发达的商业行为，怎么能使唐代社会的财富形态，从自然经济进入商业流通或是更进一步的资本运作。
姑且不管元载是如何得来这些舶来品，即或是巧夺豪取又何妨？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又有哪块银币会是干净的呢？只要能促进商业的繁荣，市场的兴旺，也还有一点进步意义。问题在于他的脑海里，从来不曾出现过要使这批物资成为商品，成为资本，使它增值的想法或念头。从这个人身上的农民本质，看出整个社会的轻商思想。中国长达五千年之久，未能改变农业经济的落后状态，一步步地滞后于世界的进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空前发展，中国只有停滞不前，二十世纪初，以致衰败到一蹶不振的地步，这就深为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了。
汉唐盛世，本是一个以宽阔的胸怀向外开放的社会，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汤因比期许的盛唐时代，本来是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中西亚的接触碰撞中，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更进一步地产生质的飞跃。然而，有开放而无改革，如无本之木，那一扇门，说关就会关起来的。同样，有改革而无开放，如无源之水，不与世界接轨，一汪死水，又能掀起多大的涟漪。因此，改革和开放，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先生，他的一直被人争议的著名论点就是：一个国家“其兴起是由于在构成领导核心的少数有创见的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应付了各种挑战。而其衰弱则是由于其领导者不再能创造性应付挑战，文明在少数独裁者的民族主义穷兵黩武和暴政中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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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八百石（6）
从统治者更迭的角度，来阐述丝绸之路的兴起和衰微，或许不无道理。但是，从整个历史考察，若看不到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是造成中国衰弱的物质基础，与之相应的愚昧落后、顽固保守、狭隘偏执、短见局限的小农意识，则是封建社会得以繁衍的思想基础。所以，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不仅使历史的中国，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步发展的机遇，即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仍流动在某些人头脑里和血管里的小农意识，也不会马上消失的。
所以，毛泽东说过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名言，还是不能淡忘的。
谎话大师（1）
在中国历史上，谁是说谎的冠军，一是由于我读的书少，二是由于五千年来，中国当官者又有几个不说谎的？还真是难以有个准确答案。但小官也好，大官也好，凡政治家撒谎，大半皆为烟幕弹，无非为了遮掩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之所以敢于撒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统治者，也就是皇帝老子需要谎。
根子就在这里。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全国波及，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们，互相为之祝贺。”
这是一个很滑稽的额手相庆的场面，有点像“文革”期间的流行曲，其实并不好，偏要负气地唱“就是好，就是好”那样，令人匪夷所思。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一扫而光，颗粒无收，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第二，蝗虫抱树而死，纯系一派胡言，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然而臣下为皇上的洪福齐天，还在宫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真是够荒唐的了。尽管进奏的杨知至，庆祝的众大臣，都晓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者、助谎者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因为僖宗信谎。
唐到僖宗，已经是衰败的末世，但他需要制造出一派大好形势，于是，这种当面撒谎的腐败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
大臣“蒙蔽人主，其来久矣”，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现象，在此之前，在此之后，都是不绝如缕的。唐德宗时的一位清廉贤明的宰相陆贽，曾经在上奏里说过：“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都患有偏听症，比较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所以，报喜不报忧，便成了帝王周围的人的职业习惯。
说谎，不但是家常便饭，而且成了这些人的生存手段。不报忧，但忧实际存在着，怎么办，就要想方设法地掩饰，隐瞒，于是，只有靠撒谎来蒙蔽皇上；要报喜，而无喜可报，怎么办？就不得不编喜，造喜，制造喜的假象来哄骗主子，一句话，还是要靠谎言。所以，一位西哲说过，“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薮”，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唐代从太宗时的魏征起，各个朝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魏征死得早，算他命大，其余的，结果都不大好。有的更悲惨，不是杀头，就是贬谪。这给做臣下的长了教训，为了说真话，而付出充军发配，满门抄斩的代价，就不如撒谎哄皇帝开心，还能升官发财，来得实惠了。
陆贽为什么想起来给德宗说这番话呢？也是感触实在太深的缘故。因为在唐代历朝大臣中，若要评选出一名说谎冠军的话，这枚金牌非他的同僚，德宗当政时的裴延龄莫属。此人撒起谎来，真是风云变色，天昏地暗，其离谱，其没边没沿，其瞎说八道的程度，令人张口结舌。而他脸不红，心不跳，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虽然历代皇帝，弱智者多，这也是中国有许多昏君、暴君主外，还有更多无能庸君的缘故，不过，这个德宗，至少能知道同州，即今之大荔县，离长安不远，属京畿之地，从他曾祖玄宗那一辈，就难以采伐到巨材来盖宫殿，所以表示不信，说明他还不能算最糟的庸君。然而，被那张拍马溜须的嘴巴，捧成圣君以后，竟也就对裴延龄说的，森林好像豆芽菜似的，一夜之间，就能长成栋梁之材的谎话，也不置疑了。
谎话大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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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这位说谎冠军又上奏一本：“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胡三省注云：“匹段杂货，使在粪土之中，已应腐烂不可用，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龄复何所忌惮乎！”
德宗竟然相信这类鬼话连篇，到了连常识都不顾的地步，也真让人咋舌。可见古往今来的皇帝，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骗子包围蒙蔽，而上当，而执迷不悟，直到民不聊生，国破家亡，到断头台为止。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在外国，叫做童话，在这里，童话就成为荒唐的现实。那个裁缝骗子以无作有，装模作样，不过只做一袭皇帝的新装，比之这个裴延龄，在粪土下发现百万有余匹段杂货，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皇上一旦喜欢听谎，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热，只好没脾气了。
到底不愧为撒谎冠军，就在前一年，裴延龄已经充分展现了睁眼说瞎话的专长。“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可到了他的嘴里，这数亩地变成了“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并且奏称：该地“可牧厩马”。从数亩到数百顷，这种荒唐的膨胀系数，不竟使我们想起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那亩产万斤粮，炉炼万吨钢，超英又赶美，公社万年长的现代神话。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假如从图书馆，翻出当时的旧报纸，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相信奇迹的人也好，一定会觉得那种行径是很可笑的了。
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惟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奸，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
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悠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孓行，贬往远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这也是应有的绝不宽贷的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孳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总是很少刺及。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流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害性，是尤其不能高抬贵手的。
长安城闹虎（1）
虎在中国，中世纪以前，曾经相当繁衍过，踪迹遍布各地。
在宋人编纂的类书《太平广记》中，收录宋和宋之前的年代里关虎的实录、记事、传说、轶闻达七十九篇之多。唐宋数百年间，此物之啸窜山林，频繁出没，占据要津，扰民不安，其猖獗，其肆虐，其残暴，其祸祟，是很让政府挠头，百姓遭殃的。
这种与人类有着密切关系和久远历史的猛兽，如今只能在动物园和马戏团看到，一个个蔫头耷耳，没精打采。那些野生的老虎，如果不是濒临灭绝，予以保护，早就像恐龙一样成化石了。因此，世间万物，发生发展，都逃脱不了盛极而衰的规律，然而，这并不是所有的强者，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能够感悟到的，能够觉醒到的，所以，常常在伸手时想不到有一天要缩手，在仰脸时想不到有一天会低头。这种再简单不过的“日中即移，月满则亏”的道理，也是在探讨唐代元载这个历史人物时，必然会马上想到的。
虎在中国，自远古起，就有记载。《诗经》中的《小雅》，有一首《何草不黄》，就提到了它：“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看来，在边外草莽蛮荒之地，虎和野牛，成群活动。到公元二世纪，西晋的周处，一位勇士，为家乡除害，则是在江苏阳羡，即今之宜兴的南山，射杀了一条白额猛兽。由此可见，老虎之噬人食畜，已渐渐成为贻患一方的祸害。
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其中脍炙人口的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的故事，更是说明虎患之严重。一般来说，虎类繁殖，受到人类发展的影响至大。在唐朝极盛时期，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人口为四千八百一十四万，天宝十四年（755年），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经过唐末到五代的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到北宋元丰三年（1018年），全国总人口还只有三千三百万，地广人稀，虎有活动空间，遂也演绎出“三碗不过冈”和“李逵碰李鬼”的精彩段子。
武松打虎，在阳谷县的景阳冈，李逵打虎，在沂水县的沂岭，前者属聊城地区，后者属临沂地区，看来，不但整个山东，几乎无处不虎，南至五岭，西至巴蜀，东至江南，北至大河上下，山右山左，整个中国，到处都有百兽之王的踪影。据《太平广记》记述，虎患为祸，固属严重，但它们大都活动于人迹罕至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带。动物凶猛，终究惧人，这也是诸多野生动物避开人口密集地区求生的原因。
但也有例外，770年，唐朝大历年间，京师长安，竟也沸沸扬扬地闹起虎来。当我们聚焦于这位与代宗皇帝不埒上下，几乎等于一位影子帝王，权力极度膨胀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元载，从这条出现在首都的吊睛白额，王字当顶的大虫谈起，倒也比较贴切。
因为这两者有很大的共同点。
一头老虎在首都的一条大街上随便闲逛，亘古以来，谁可见过如此场面？这当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