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责-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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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画面上看，明明写的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寸》篡改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须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治打击力度要比＇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高得多，
“紫罗镇一役，师长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他的参谋长裴焕彩自杀，两个师有八个团长，其中六个也自杀了，只逃回来一个，另一个名叫高福元的，被共军俘虏。连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余人，则受到了共军的＇礼遇＇和洗脑。洗脑的内容既无马列思想，也没有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人后来被释放回来的时候，便成了东北军中，中共统战的尖兵。”
说得真好哇！！！东北军人心中最挂念的是自己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女，日夜期盼的是打回老家去！这是军心所向，民心所向。凡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政策，做法都是统战的利器，想人民所想，做人民所愿，就是被共党所“统战”。凡逆人民所想，拂人民所愿，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即为反共尖兵！
只可惜了那些军官们，服从命令的准则与复国仇家恨的愿望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在这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他们只好选择自杀来解脱。
关于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的原因，蒋永敬的分析是对的。
当时中共、张学良等人均无能号令全国团结抗战的政治能量，而蒋先生的地位决定了他有这样的政治能量。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共必须放弃与蒋介石算清血账的想法，而力主和平解决。这有点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缺乏将领，起义士兵用枪逼着黎元洪当统领一样。黎元洪当时并无反清的想法，却当上了义军统领。
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已认识到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亡国”，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抗日救亡。因而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以下见《国共两党谈判通史》92页。
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在山西“东征”前线致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实行逼蒋抗口的方针．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使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9月11日，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
“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5年底，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后，便积极着手与中共取得联系。就在这时，他的亲信、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提交了一份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摘要，使他了解到了中共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他立即指令邓文仪迅速返回莫斯科与王明进行接触。。。。邓文仪对王明说：蒋先生看到你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及有关文章后，于是决定同中共谈判。接着，邓文仪按照蒋介石提的旨意提出了国共再次合作的三项条件：（略）
1936年1月，国民党派出特使董健吾密赴延安，在西安受阻。张学良电询南京，核实他的使命后，派骑兵护送到中共所在地瓦窑堡。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经过研究后、于3月4日至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中共“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谈判条件如下：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这是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当局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
尽管董健吾的陕北之行极为机密，但仍为阎锡山所知晓。他致电责问宋子文．并认为这是南京联合共军打晋军。
受蒋之命．陈果夫、陈立夫也指派其亲信曾养甫等寻找与中共联系的渠道。1935年11月，曾养甫找到他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湛小岑，简单明了地嘱托他“打通共产党关系”。
1936年8月27日，张子华携带曾养甫的信及同国民党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到达陕北。31日、周思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同时商议：“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9月1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对他们联共抗日之举给予了赞许，信中写道：“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指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困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
这就是片中周思来给陈立夫一信的来历。
9月20日，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风尘仆仆赶到广州，一并交予曾养甫。27日，曾养甫约张子华商谈，说南京方面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希望周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与之会谈。第二天，张子华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10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周恩来可以飞住广州谈判，但国民党政府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1）须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万不可再作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
（2）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
曾养甫获悉来电后，立即办好了周恩来南来的护照，请张子华速送陕北、同时要他向中共转达国民党的四点承诺：“（1）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3）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4）即派人具体谈判。”
10月14日，张子华急速赶到西安，向叶剑英作了汇报。第二天．叶剑英将这些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从这四点承诺中认为国民党有些谈判诚意，又获悉蒋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的消息。于是要张子华与国民党交涉，请蒋介石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实际上．蒋介石此时不仅缺乏谈判诚意．而且还想重走军事”剿共”的老路，因而周蒋谈判未能实现。
9月底，中共中央开始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0月初、该草案正式形成。《草案》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合作的步骤、方法及组织形式等问题。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初步确定的国共谈判方案。10月14日，潘汉年携带此文件及上述信件到达上海，就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潘汉 年，告知南京已同意他会见陈立夫。11月7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通知他以中共正式代表资格与陈立夫谈判。
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正式举行会谈。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明显的是“收编”，潘汉年指出中共的立场是合作，决不是“收编”。谈判僵持。
同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抱任何幻想，一方面作出适度让步，努力促成国共谈判；另一方面则决定以军事粉碎蒋军的进攻，迫使蒋介石真正回到谈判桌上来。1936年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领导人发布《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会》。21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即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西北地区的狂妄计划，对促成国共继续谈判和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1月16日，陈立夫邀请潘汉年到南京谈判，谈判仍无结果。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潘汉年通报了中央的策略：“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当日．张、杨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充分表明张、杨完全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不得不发动此事变，“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为了进一步研究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2月19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洱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张闻天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在当天向党内发出的指示中，表明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即“坚决停正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飞抵西安。在宋氏兄妹的开导下、蒋介石权衡利害关系，开始采取合作态度。他委托宋氏兄妹作为他的全权代表与西安方面谈判，并暗示愿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同时他提出，对于商定的条件，以“领袖人格”保证执行而不作书面签字。
12月23日上午，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党三方面举行正式谈判。南京蒋方代表是宋子文。在基本8条谈妥后，周恩来于24日晚与蒋介石直接面谈。在《周恩来选集》73页中有以下记述：
蒋介石向周恩来作了三点表示：
（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2）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中共解决一切；
（3）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针对蒋介石在12月26日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公布了蒋介石所允诺的条件。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实践诺言，真正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召开全国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通电指出：
“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
“1936年12月26日，当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的时候，举国欢腾的热忱是令人感动的。自从1926年北伐以来，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但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却因此而改变。”
这个举国欢腾的热忱是因为蒋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呢？还是因为蒋接受了中共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呢？
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这个震撼所表达的意愿是什么？显然不是＇先安内后攘外＇，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作品相关 《一寸》中篡改的历史（二）
《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历史＇转帖来自铁血论坛＇
Hcxy2000关于转贴前的话：
很遗憾，因为小说的原因，在书评里已经有了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贡献的争论。作者的观点很明确，在抗战的人群里，只有中国人，只有华夏儿女，没有政党之分！
要抗战，必然需要自身的壮大，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抓住了机遇，也就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请时刻记住，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
这篇文章是作者在铁血论坛上看到的。里面绝大部分观点我是赞同的。这些观点，可以全面回答目前为国民党鸣冤的问题。
基于以上理由，请准备再发关于这个争论内容的读者注意，如果你的观点已经在这个帖子里被反驳了，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删除你的书评。
再次说一遍，我是赞同的是这篇文章里面的绝大部分观点，而不是全部观点。
本文来自铁血论坛，感谢转贴者安倚天
第六集《最后关头》
“1935年11月12日，他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中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同时提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篇演说相比于23年，在＇敌乎？友乎？＇一文中，苦劝日本悬崖勒马的用心，虽然是一致的，但在态度上，则强硬多了。他强烈暗示日本，中国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这篇讲话，使中共认识到蒋介石还是要抗日的。从此从政治口号中去掉了‘反蒋抗日’，变成了‘拥蒋抗日’。
“田中内阁在他主持的＇东方会议＇中。。。所谓＇田中奏折＇，。。。。。从历史角度看，基本上就不存在其真伪的问题。重点是自从民国18年，南京的＇时事月报＇首先披露了这份文件，把日本千万言难尽的侵华阴谋，浓缩于＇田中奏折＇四个字之中，而成为激发当时国人同仇敌忾的传播利器。这一点，蔡智堪还是功不可没的。”
“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州国＇。第二年，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日本便退出了国联。1936年底，再退出与英美签定的＇海军限备条约＇。”
7。7芦沟桥事变
“219团全体将士，凭着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和敌人在小小的宛平城苦战了23天，他们以鲜血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一吐九一八以来，积压在胸口的一团闷气。”
“1937年7月17日，蒋委员长在庐山宣布：芦沟桥事变是我最后关头，我国坚持最低限度立场，但仍希望日本悬崖勒马，不要酿成大错。但日本不予理会战斗持续进行。”
“1937年8月22日，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正式收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后来改为第18集团军。。。。历经十年围剿的中共红军，从此换上了国军的制服，领取国军的粮饷和给养。”
这3万人的粮饷在40年即停止发放。
“如果说这是自1924年，中山先生容共以来，国共之间的第二度合作，是共赴国难的大势所趋。却也可以视之为国民党另一次灾难的开始。”
话确实可以这么说。在国难面前，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