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第5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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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这个‘和平使者’的培养，付出的代价可是有些大啊！”有人笑道。

　　　　“还是物有所值的。”杨朔铭说道。

　　　　“白山”号客机，头等舱。

　　　　看着已经进入梦乡的德国公主伊莲妮，一位中国女军官上前将她的被子轻轻掖好，然后重新回到座位上，翻开一个笔记本，记了起来。

　　　　这位女军官，是中国空军上尉邓诗曼，刚调到北京不久，现在是这位德国公主的护卫兼翻译。

　　　　“……生活往往象美国人所说的不过是‘偶然的巧合’。在这场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我刚巧在学习德文，八个月之后，由于我当时所处的地点、时间，我完全出于偶然，开始在以后数年中从事一项对战争期间参军的妇女来说是最有趣的工作。”

　　　　“当时我之所以学习德文也纯粹是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我离开学校后，就决心学习语言。我的第一志愿是学习自幼就熟悉的法语，第二志愿是学西班牙语。但那时西班牙正处于内战，我想去西班牙旅行的念头很快就被父母打消了。以后父母做出决定，我应当攻读德文。如果不亲临其境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一段，就谈不上掌握真实的语感。因此，我母亲决定让我到德国生活一段，熟悉德文，为日后在德国大学中读书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1937年，我第一次到了德国，我父母把我安置在一个靠近莱比锡（的哈雷安德赛尔的人家里，那儿是汉德尔的家乡。这家人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医师，并拥有一座大型油墨企业，他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工业家，绝不会公开地批评政府。”

　　　　“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使我有机会在晚宴、打猎等社交场合结识一些显赫的德国高层人物。我听到的一些谈话使我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深信不疑。德国人对1914年至1920年大战后停火协定中对他们规定的那些惩罚性条款仍然感到极为懊恼。看来对他们的态度不应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慕尼黑危机达白热化时。我父母急忙召我回家。我从哈雷抵汉堡后，就得知在希特勒和张伯伦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所有德国船只都不许离开港口。美国航运公司汉堡办事处里挤满了急于离开德国的人群。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不知如何才年返回家园。最终，我在一列午夜开往荷兰湾的火车上找到了一席座位。这列火车被认为是最后一列离开德国的火车。我们进入荷兰境内，看到装备了重机枪的荷兰士兵把守着大桥两端，从荷兰湾至哈里奇的渡船上拥挤着大批不知所措的人们。”

　　　　“我们学校放暑假后，我盼望秋天能够重返莱比锡大学，但父亲在空军部的朋友告诫他说，他们认为战争即将来临。他们是对的。世界大战爆发了。”

　　　　“回到祖国数周后，我加入了空军妇女辅助队北京第九分队。我愿为国家民族而尽力。我不想让我最亲爱的母亲担忧，故迟迟末向她吐露真情。但到九月份，我接到了署名空军妇女辅助队寄给‘志愿兵邓诗曼’的正式文件。通知我翌日报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把信交给我时问道。我不得不坦白说：‘我已经自愿参军了。’”…；

　　　　“母亲非但没象我想象的那样大发雷霆，反倒露出骄傲的神情。‘这才象我的女儿呢！’她说，‘如果我在你的年纪，我也会这样做的。’”

　　　　“最初我被分配在空军档案局，这里与我家同在一条铁路线上，仅隔数站之遥。当我初次踏入档案局伤亡统计处时，办公室的准尉军官对我这名新入伍的二等兵说道：‘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空军战士兵，邓小姐。工作时间每日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每年五十二周。开饭时间是对你的优惠。’这就是当年颇为典型的开场白。”

　　　　“直到1940年5月以前，我一直从事办事员的工作。李葆忠少校是我们处的负责人。他是一位愉快而又机敏的教授，具有传统的学者风度。阅读他的文件和备忘录不失为件乐事。表面上。我是他的秘书，但由于他发现我曾经是学习语言的，有时也派我去翻阅外国报刊，寻找有关我国空军飞行员在敌方上空被击落的情况。”

　　　　“伤亡统计处常常向遇难者的父母或妻子发送那些千篇一律、但却令人恐惧的通知书：‘我极为沉痛地通知您，您的儿子（或丈夫）、编号______、xxx中士在作战行动中失踪（或我们认为是因死亡而失踪）……。’每份通知都要经过极为小心谨慎地打印，不得出现任何差误，因为收信者或许会永久地保存它们。有多少个夜晚，我留在办公室里迟迟不归，打印着那些令人辛酸的字句，每当我一想到它们将为全国各地许多家庭所带来的悲伤苦楚时。泪水便夺眶而出。”

　　　　“就这样，我度过了军队生涯严酷的开端。我在报到几天后，就接受了一项棘手的工作：当时，我国‘升龙’号航空母舰在中太平洋被日本的远洋潜艇击沉，要我们通知遇难者家属。他们的儿子、丈夫或是失踪或是死亡。我们向遇难者最直系的亲属拍了近一百封电报，随后又发了信。我们征集了所有的打字员。在陈旧的打字机前一直工作到凌晨，悲哀的心情使大家沉默不语，人人心里都明白这对更多的人将意味着什么。”

　　　　“由于我还年轻，对事物可能过于敏感，这份工作在我的感情上刻下了深深的悲哀。当那些年迈的老人亲自找上门来，或在电话中恳求我们提供更多情况时，我简直心痛欲碎。一位身材矮小、体质虚弱的老年妇女千里迢迢从昆明数次找上门来。‘听我说，姑娘，’她总是这样解释，‘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我们很晚才生下了他。除了他，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她的面孔由于悲伤而显得消瘦苍白。我还记得，当时我想如果我的亲人一旦发生不幸，那么，如果真有神明存在，请一定让这一切尽快结束，并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千万别总是使用那些‘失踪’或‘认为死亡而失踪’之类含糊不清的词句。”

　　　　“上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国内到处都发放了防毒面具，无论在哪儿，我们总是把它带在身边。民用面具是装在一个精巧的小纸盒里，军用的却十分笨重，放在卡叽布的背囊里。设计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军服时，显然没人考虑过妇女的手提包中经常放置些什么物品，或按当年的规定，妇女被禁止带手提包时她们会怎么办。自然，名目繁多的女人用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装有防毒面具的背囊中。现地检查或穿戴防毒面具的操练中，常常在姑娘们的背囊中发现成堆的妇女用品。从口红、粉盒到卫生纸，应有尽有，使人既惊讶又好笑。空军妇女辅助队中，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古怪的作法。宁愿假装昏倒在训练场上，也不愿让人查出背囊中的藏物。”…；

　　　　“刚到这里时，我们在一座机棚中极为难受的行军床上度过了最初的几夜。由于机棚的门无法关紧，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想干嘛要当兵呢。但很快我们就被分派到市内或周围的私家住宅中。运气好的分到一间舒适的宿舍，女主人的照顾无微不至。倒霉的居住条件自然就很差。我最初分到的一家，夫妇俩都是自然病理学家。他们出于对我正常饮食习惯的尊重，有时会煎些肉，而平常我只好大量地喝芹叶汤。记得那时我总是饥肠辘辘。”

　　　　“我分到的第二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年轻的女主人在当地的一家工厂里上全班，她丈夫在附近的火车站上夜班。每天早晨我上班后，她才起床。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准备早饭，煎蛋和煮面条。晚上，她又总是迟迟不归，以至我下班时常常吃不上晚饭。他们常在厨房中给我留张纸条，写着‘今晚吃午餐肉’或‘罐装面条’，也有时仅写着‘炒豆芽和馒头’。我的晚餐经常是罐头食品和面包。值得庆幸的是，我父母离此地并非太远，假日时可回家吃顿像样的饭。”

　　　　“我在档案局工作的以后几个月中，正逢战争的发展停滞不前、正处于被人们称为‘胶着战’的阶段，我国空军伤亡相对较少。故我们的伤亡统计工作也不繁重。但好景不长，随着对苏联和日本进攻作战的升级，大量的伤亡报告接二连三地涌入我们的办公室。6月8日，另一艘我们的航空母舰‘白凤’号在日本沿海被日本飞机击沉，舰载飞行人员伤亡惨重。但当我正在为空军人员的伤亡而难过。而通知遇难者亲属的工作又使我倍受折磨时，我国东南部的一个角落里发生了一些事件。并且很快就改变了我的全部生活。”

　　　　“上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不稳定的和平岁月里，趋势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我国于本世纪内可能再次卷入欧洲大陆的劫难之中。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德国占领莱茵和萨尔区，这一切都是轴心国更大野心的不祥之兆。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当措施，以保证拥有足够的无线电情报部队，并有效地对付上述国家的无线电通信。”

　　　　“慕尼黑危机之后，欧洲各国的情报机构进一步提高了戒备状态，我军的无线电情报部队当然也加强了对日军无线电通信的监视。同时，日本方面正在扩编并改进其无线电情报部队，日本海、陆军的无线电情报部队也不断加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复杂的电子侦听的新纪元。”

　　　　“早在1939年5月，日本人就曾乘坐‘齐柏林’型飞艇飞临我国东南沿海，旨在窃听我无线电定向台网（后来被称为雷达站）的通信，以判明我方电台的波长、数量和位置，可能的话，还要判明电台的工作效率。然而，敌人此行并非成功。他们的全部活动始终处于我方雷达人员的监视之下。他们失策的是当飞临渤海湾时，竟向国内报告了其位置。他们的联络被我国无线电情报部队截获。当时我军曾想让敌人知道他们的机组错判了方位。但我们的人很明智，没有暴露自己的手段。当然，这件事本身对我国来说具有极大的情报价值，使我们了解到日本人对我国的雷达网如此感兴趣。这时，我们的早期预警系统比日本人的先进，所以他们总是急于了解任何有关我方的情况。整个战争期间，我们在这方面总是胜过日军一筹。”

　　　　“1941年11月以来，作为情报单位一部分的‘风’部队有了显著增加，其职责是监听敌方通信联络。他们全力以赴地监听日本海陆军的莫尔斯通信，并且有史以来军政当局第一次任命了合适的人选负责此项工作。许多被派到无线电情报部队中的军官都是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收听有趣的通信、寻找信号微弱和远距电台本来就是他们平时的爱好。”

　　　　“最初，我国的监听仅限于无线电报（莫尔斯）通信，但1942年初，空军部新组建了一个单位，旨在监听日军各种非莫尔斯电码和无线电话。一开始该单位对敌方通话的监听工作几乎毫无进展。后来，战线渐渐接近于沿海地区，他们在40兆周甚高频处首次截获了敌方通信。”（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六百五十一）海岸防空作战

　　　　“没过多久，他们就判明这次通话明显发自前线上空的飞机。‘风’部队的成员对这一发现欣喜若狂，他们终于能够监听日本飞行员同地面站的无线电话联络了。他们很快就开始在无线电情报部队中无休止地工作，记录日军飞机同指挥台的通话内容，并把它们翻译成中文。经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通话主要是日军战斗机或俯冲轰炸机在攻击地面上溃退的陆军时同他们地面站的联络。这类情报的价值立即得到了高度重视，为了以最高速度尽可能多地监听日军的无线电话通信频道，空军部下达了扩编‘风’部队的指示。”

　　　　“最高统帅部做出决定，这项工作可由空军妇女辅助队承担。沿海各雷达站、战斗机司令部下属各指挥所的作战室和雷达指挥室中都有她们的人，并且工作的很出色。档案局接到了一项紧急命令，要求他们寻找懂外文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员。”

　　　　“若在和平环境中，象我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快活的姑娘，可能正在为如何举办下一次网球赛而绞尽脑汁，或许在筹划周末到海边野餐。当时正值1942年6月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我也是去海边，但我却忧心忡忡。别人告诉我这是一个保密单位，我也感到它一定是某种情报机构，明显与我懂外文有关。除此之外，我便一无所知了。那个精明的老上尉曾告诉过我。军队中传统的警句：‘记着。姑娘！不管什么原因，永远别自愿报名。’但这次，也是按照部队的传统方式，我按照要求‘自愿’报了名。若我还有选择的余地，若我听了他的劝告，那我就全都错了。”

　　　　“到达那里之后，我才知道我的工作为什么如此保密。我的任务是监听日军的通信联络，而我却对无线电业务一窍不通，我甚至都怀疑我是否会使用这种怪怪的收音机。但我同另外五名从各地空军部队抽调的妇女辅助队员很快就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复杂的无线电接收机和寻找敌军的通信频率。”

　　　　“我们单位的指挥官是韦学昆上尉，机房设在一辆靠近崖边的篷车上。我们的装备至少最初少得可怜。当时只有两台战前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喜爱的名牌民用接收机、一部示波器和一组天线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为了防止好奇人闯入营区，附近还设有一个哨位。”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很陌生的工作，大家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每班六小时。我们头戴耳机，全神贯注地收听经常是干扰很大的日军飞行员之间和他们同地面站的通话。最初，我们用40兆周的频率监听敌军的近程通信。一名空军妇女辅助队员负责寻找敌人的通话，一旦发现，我们使迅速跟踪，马上就会听到日本人通话中常用的‘完了，请讲’等字句。报务员把她听到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她的本上还记着通话时间、守听频率和呼号。记录本上中有空行以便我们写下译文。因为我们搞不清哪些呼语属于哪个‘大队’或联队，故在记录本上作下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为空军部和破译人员分析之用。明显具有紧急战术价值的内容。立即被译成文，交给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或通过空军部转交海军。其余部分在敌方通信联络终止后处理。一位经验丰富的报务员协助我们找台，一发现敌台，他立即大声喊道：‘发现敌台！’，空闲的妇女辅助队员随即开始记录。在早期的年月里，我们的监听技术很不熟练，工作令人疲倦不堪，对长时间监听和寻找敌台尤感不适应。但有意思的是，我们又极不愿意找不到敌台。现在回顾起来。便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当时对日军情况的了解真是少得可怜。”…；

　　　　“在我还在上学时，我永远不会想到未来我竟然加入了这样一个秘密机构，成为曾当过我舞伴的那些空军无线电学校年青军官们的对手。”

　　　　“乍看上去，无线电接收机对我们来说相当复杂。上面装满了各种开关、旋钮和刻度盘，同过去家里用的收音机截然不同。然而后来。我们不仅能熟练地辨别出敌人的通信联络，还很快破译了他们空对空或空对地通信联络的密语及为判明自己、攻击对象或侦察区域位置而使用的坐标。如果不掌握这些坐标，截获的敌方通信就几乎毫无价值。解密如同猜字谜，我们当时既年轻又兴致勃勃，觉得好像是在同日本人玩一场死亡游戏，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