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移动-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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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罗森有些茫然。
“一个智力只及普通人百分之五十的人，可以得到比普通人高过一倍的智力上的承认，反映的是一种原理，这种原理是从上述第一个观察角度提取出来的；一个平庸的权力所有者却被人赋予一种生死与夺的权威性———权威性不是来自权力所有者的权威，而是来自权力本身，这又是一个原理，这个原理是从上述第二个观察角度提取出来的。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是极细微的，既使忽略不计也不能说是犯了统计学上的错误，还是把它们区别一下为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罗森说。
“一个素质远在平常人之下的领导者———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由于家庭传统、阅历、悟性的差异，这位领导者对事情的反应能力、展望能力和控制能力都不及普通人。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这个人无法胜任领导职责……无情的现实是，正是这个人领导着一百个、一千个乃至于无数个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人，这些鲜活的灵魂就在这位愚蠢的领导者的低能中挣扎，而且，没有任何出路。”
“我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生活的总体趋向，说什么自由、民主，什么人的权利，说什么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成了与人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苏北惊讶地发现，褚立炀正从另一道门走进来。
褚立炀今天穿了一件铁灰色的夹克衫，看上去就像一个推销盗版软件的商人。早春时分，他的这身装束有些不合时宜。他的鼻头冻得像桃子那样红。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要了一杯啤酒。他过于明显地不向苏北和罗森这边看，反而能够使人确认他是冲他们来的。这已经是第三次在他们呆的地方看到褚立炀。
褚立炀在电话里对苏北说：“你们又吃又喝的时候，我他妈也不能总是在外边喝西北风呀！所以你甭管我。”
苏北不管他，但是他不再说什么了。
他知道，凡是褚立炀到的地方，都不是谈话的地方。
苏北用手指点点桌面，罗森会意，就聊别的。
我们必须加快叙述节奏了。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戏剧———夏昕和金超在工作上逐渐变得默契起来。
对于夏昕来说，默契起来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收缩了对中心问题的关注。就像杜一鸣被开除公职以后，收缩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一样。他让自己认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问题是吴运韬的问题，是金超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把主管的部门搞好。”现在，他也开始关心经济利益问题了———部门的效益起来了，至少，你可以多拿一些奖金。
对于自己姿态的巨大调整，夏昕给苏北的解释是：“老苏，陈怡跟我说过一句话，意思是：单位不过是个拿工资的地方……我越想越觉得这话有道理……”
苏北久久地看着夏昕，不知道该说什么。
人都是现实主义者，如果什么都不能改变，陈怡继续选择不给自己增添烦恼的姿态，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态度安详地出现在工作之中。
现在，金超认为和他形成掣肘的，反倒是不做任何改变的苏北。
金超无法忍受苏北眼睛之后的那双眼睛的直视。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公开的敌人的人在极为顺利的时候，考虑问题就趋向于简单，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他首先削减了苏北分管的部门，把这些部门集中到陈怡、夏昕和他自己手里；他利用一切方式凸显着夏昕和陈怡的作用，开职工大会的时候，他问夏昕还要说什么，问陈怡还要说什么，唯独不问苏北……
陈怡对金超说：“你是主持工作的，你要把这个班子的人招呼好，事情要大家来做……”
金超烦躁地打断陈怡：“我招呼得不好了吗？”
“总之矛盾不要激化，金超，”陈怡动情地说，“激化了对谁都不好……”
金超不认为激化了对谁都不好。
吴运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一个人不能离开他所在的环境做任何事情。他最终还是说服了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吴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到某部机关做公务员去了。吴宁报到上班一个星期以后，回到家里和吴运韬说到在机关工作的感觉，吴运韬和他进行了一场认真的谈话。
“现在，”吴运韬看着比自己高出半头的儿子，缓慢地说，“世界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基本的运行机制还没有改变过来，尤其是你现在要去的这种公有制单位。单位是你施展身手的舞台，你可以做非常精彩的演出，前提是必须有人真心帮助你，舞美、灯光、音响……等等，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导演，你要理解他的意图，创造性地体现他的意图，这样，你就会把握你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常常说生活是一个舞台，其根本意义在于说明：有一些因素决定着你的演出会不会成功。我说的就是这样的因素。我是过来人，有些话我可以赤裸裸地说出来。你记住，在你的生活中，总会有人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比如舞台剧中的导演。导演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天才，也可以让你黯淡在泥土之中。你必须善于利用导演，尊重他，向他学习，掌握他所有的经验……这样，你就会成功。我跟你说，一个导演要是不想让谁成功，他是可以做到的。他可以做到。年轻人不知轻重，以为自己可以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做成功任何事情，这很幼稚，你知道吗？这很幼稚。什么叫聪明人？聪明人就是善于利用好的因素的人……”
他说到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金超，说到了师林平，说到了夏昕和苏北，也不无炫耀地说到了作为导演的他对这些人采取的不同的对待办法。
“我觉得挺害怕的。”吴宁说。
“这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把生活的这一面揭开给你看。”
“所有掌握着权力的人都是这样看下面人的吗？”
“所有人。你可能会说，只有在集权社会才是这种样子。不对。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支配别人命运的力量。任何人都有可能获得这种力量：夫妻中的一方，一个老板，一个资本家，一个乡长，一个党支部书记……世界很大很复杂不是？但是简单说来实际上世界是由两种人组成的：有权力的人和没有权力的人；换句话说：有力量支配别人命运的人和被别人支配命运的人。当然，一个人往往会是双重的角色，他在支配这部分人命运的时候又在被另一部分人所支配，比如我……”
他说到邱小康。
“所以，善于不善于在被人支配的情况下演好自己这出戏，是每一个活着的人不可回避的人生基本问题。……表面上看，我是在为邱小康……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交换原则。要利用好这个原则。你很快就融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去了，我不指望你现在就理解我说的这些东西，但是你记住我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认为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哪怕是你到外资企业去工作了，你也会这样认为，因为就本质意义来说，人是无法摆脱这种处境的。”
他说到他从农村来到北京上大学，谈到大学毕业以后坎坎坷坷的人生道路。
“……你看，事情不就是这样吗？”
吴宁看着亲爱的父亲，心里一片茫然，不知道事情究竟是不是这样。
实际上，吴运韬在Z部并不像他显示给吴宁的那样潇洒，甚至可以说他很不如意。这是每一个在官场上拼杀的人都藏之于心的无法诉说的痛苦。
他来到Z部，就像一个陌生人来到聚会客厅一样，原来彼此相熟的那些人虽然也客客气气打招呼，脸上做出生动的笑容，但是他看得出，这只是社交场上的一种礼仪。尽管他和廖济舟主任建立起了非常亲密的关系———现在已经有人把他和廖济舟划为“东方派”，因为廖济舟当过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主任，实际上没有人真正把他放在眼里，他无色无味。为什么？因为梁峥嵘。
梁峥嵘尽管无官一身轻，连党组会也不参加了，但是他作为顾问小组组长，在Z部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热心工作，这似乎是一种惯性，他总是出现在驾轻就熟的具体事务之中，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困难，处理一些别人难于处理的问题。这是退下来的领导人常有的情形。
廖济舟其实非常注意和梁峥嵘的关系，遇到大事总是主动和他商量，很多会议，都专门邀请顾问小组参加。但是，两个人，既然干事情，而且干的几乎是相同的事情，就免不了发生一些疙疙瘩瘩的事情，两个人不久就失去彼此应酬的耐性，隔膜了起来。
吴运韬的参与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隔膜状态。
吴运韬感觉到，廖济舟根本没有完全驾驭Z部这部机器，这部机器的动力分散，这直接影响到了他在Z部的作用。尽管梁峥嵘仅仅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顾问小组组长，但是整个Z部办公大院都弥漫着梁峥嵘的强烈气味，所有行星都在围着这个人运转。
吴运韬反对设立这个所谓的顾问小组，他说这是典型的因人设庙，他无法弄清邱小康这样纵容梁峥嵘的意图。
其实，吴运韬刚刚来到Z部的时候，绝对没想和梁峥嵘作对。这个从最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人当然能够算计出自己的份量，他甚至比别人更盼望加入到那些行星中去，尽可能离光彩夺目的恒星近一些，让它看到他身上的光。
梁峥嵘看到了光，几次在不同场合说：“吴运韬是做事情的人，Z部需要这样的人。”他意识到吴运韬是一种危险的光亮是以后的事。
吴运韬像黑夜走进野兽出没的森林一样警觉，他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无数双眼睛看着你，看着你辛辛苦苦做事情，看这些事情会结出怎样的果实。他们在盼望你出事，他们在等着那一天。越是这样，你越是要把事情做下去，而且不能出事情。
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要做事是很难的。首先，他要选择做什么事情，然后再说怎样做这些事情。他分管的几个部门几乎没有什么做事情的规矩。布置一件事情，所有人都答应得好好的，说：“行了，您就甭管了。”下来却没有任何人再记着它，到最后，还得他亲自带几个在机关没有什么地位、老实本分的人去干。所有人都有来历，都有背景，你不能指望这些人受社会规范制约，他领导的部门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对人的尊重，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也直呼他为“运韬”，而这是他最无法容忍的。
吴运韬忍受着，嘻嘻哈哈地和他们打交道，哄着他们做事情，事情也就真的做成了。使他庆幸的是，他和廖济舟处得非常和谐，从廖济舟那里总是能够感觉到力量的支撑，这使他的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好到完全忽略了梁峥嵘的程度，言谈话语之间，似乎只有廖济舟以及他和别的什么人在书写Z部的历史。
梁峥嵘看清了吴运韬的真面目。“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他经常用来形容吴运韬的一句话。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紧张的关系进而使吴运韬认为，他无须看梁峥嵘的脸色行事，他认为有充足的条件和优势视梁峥嵘为零。这样，吴运韬做的事情就有了强烈的针对梁峥嵘的色彩。
梁峥嵘被激怒了。
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言语冲突。
脸色煞白的吴运韬愤而回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
看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白色小楼，吴运韬感到万分亲切。一个星期以来，一个强烈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回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就守这个摊子。
他现在已经完全否决了他初到Z部工作时为自己绘制的政治发展蓝图。他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到了Z部这个层面，一个人的政治价值已经完全是另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他，一个农民的儿子，哪怕是再有才能，你也什么都不是。他试图用工作成就来增加自己的份量，他也获得了邱小康的欣赏，但是他什么也没改变。
他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呆了一整天，见了很多人，说了很多话。人们都惊讶地发现吴运韬和蔼可亲。金超、夏昕、师林平以及其他一些人，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绕着他，想办法让他高兴，介绍一些明明知道最后无法落实、也不可能挣回多少钱的项目，等等。
苏北仍然顽固地诉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目前在经营机制上面临的问题，说应当如何在哪些方面加强管理，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发展的宏观思路……吴运韬以前很反感苏北说这些不应当由他来操心的东西，但是今天他听得很认真：不是因为他想把那些设想怎么样，而是他希望听苏北这样的人说话，他今天希望听人说话。
他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度过了十分愉快的一天。
现在，吴运韬必须切切实实估计他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了。
他回顾了和邱小康的交往，从写作《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到在Z部做的那些事情，回顾了与这些事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对于今后怎样和邱小康打交道更加胸有成竹。
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因素铸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Z部，谁都处在可变动位置上，唯独邱小康不可动摇，邱小康至高无上。这是一个巨大的事实，巨大到足以在这个环境当中确立一种价值尺度：邱小康的意志、意愿、态度、主张会成为判断人与事的标准。邱小康的尺度未必不是好的尺度。
问题在于，一种体制不仅仅创造体制运行规则，它还在创造人本身。这样，你就不能责备说邱小康身边的人对于邱小康的意志、意愿、态度、主张的猜测会搀杂进很多非邱小康的东西，尤其是在对人的评价上。如果有人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想轻慢或者想致某个当事人于死地的话，那么，它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我们的观察再微观一些的话———将是极为可怕的。
此时，当事人面临的已经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他面对的是一个坚固的整体，一座不能反抗的高墙。他不能反抗，他必须默默承受只有他才能够体验的精神动荡，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无声地呼喊，在无处诉说的境况中被愤懑所折磨。
而这些，站在云端的邱小康也许全然不知。邱小康也许全然不知吴运韬的谋略，也许不知道总是有人在这个人的运筹中跌下马去；邱小康也许全然不知在这个他亲手建立并珍惜和热爱的队伍中，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被牺牲掉的人。他也许不知道。
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之中，我们说一个人能否被邱小康欣赏或者承认，邱小康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眼神，谈到某人的时候，沉默或者轻轻一句询问，都会深刻影响一个人的生存，成为这个人在这个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价值尺度，就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事情了。
身在其中的人都是在这个价值尺度的无情丈量下，变动、上升或者沉降自己的位置的，个体在整体的空间中被一种非我力量推动，进行着危险的移动。
没有人得到乐趣，上升的人也没有乐趣。吴运韬常常非常失望地想到：没有乐趣。有时候，他甚至很厌恶自己把简单的生存变得如此复杂和沉重。
但是，要想改变自己，谈何容易？
人生是一条没有折返点的通道，你既然选择了它，你就必须沿着它走下去。利用好任何你能够接触到的站在权力顶端的人物，是吴运韬从父辈那里得来的人生经验。上大学以后，被知识武装起来的他，把这条人生经验包装成了能够随时在心灵深处调用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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