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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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则进一步提出了虎口三关指纹法，这种诊法是将食指近辈端向指端的三节分别称为风关、气关、命关。指纹颜色主候疾病性质，指纹显现在“三关”预示疾病轻重，即风关病轻，气关病重，命关病危。
钱乙根据《内经》及前人关于脏腑辨证理论，提出儿科五脏辨证法，把五脏与一些儿科疾病直接联系起来，如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并用寒热虚实来判断脏腑的病理变化，继以制定五脏补泻治疗法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如心热用导赤散，肝热用泻青丸，脾热用泻黄散，肾虚用六味地黄九，脾虚用益黄散等等。这种辨证法，执简驭繁，提纲挈领，大大提高了儿科辨证论治水平。
（四）疾病认识水平提高：对麻、痘、惊、疳等小儿病症有较为深刻的认识，钱乙细致描述了小儿麻疹初期的表现，并指出其即“天行之病”。《圣济总录》认为该病“或遇时疫”所致，《小儿痘疹方论》则指出是“因时气”而发，从而在病因学与发病学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麻疹性质和特点。此外，开始注意发疹性疾病的鉴别，在小儿发疹性疾病专著《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中，将麻疹与天花分别称为疮疹与痘疮，在临床上已能较清楚地加以鉴别，在治疗上，一般初期常用解肌透表法，使麻疹由里外透，如麻疹陷落，则采用清热解毒和补气托毒的治法，反对轻率使用热药。具体用药上，选用胡荽、升麻、芥穗等透疹效果好的药物，并注意病儿的护理，这些都为后世所推崇。
宋代专论发疹性疾病的医书，如《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小儿痘疹方论）、《小儿痘疹论》等，对天花都有论述。并能较正确地与水痘相区别。相传十世纪宋神宗时我国已发明人痘接种术，成功地预防天花。
两宋时期，对惊风的认识有着明显的提高，宋以前，对小儿抽搐一类疾病统称为惊痫。至宋，《太平圣惠方》卷83首次提出了惊风的名称，并将惊风分为急惊风、慢惊风两大类，详细描述其病因病理、临床症状，关于惊风病因，钱乙认为除了大惊之外，发热是急惊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慢惊风则大多是吐泻之后由脾胃虚损引起。至于治疗，《太平圣惠方》对急惊风提出清热、豁痰、熄风等治则。钱乙等医家又有镇惊截风、止搐、解毒等治法。对慢惊风则以温补镇惊为总则。在用药方面，《幼幼新书》开始试用新的镇惊药蔓陀罗，为治疗小儿惊风增添了新的方法。
六、五官科
宋代元丰（1078～1085）年间，医学分为九科，眼科和口齿咽喉分别单独成科，这是五官科理论逐渐进步和治疗经验不断丰富的结果。其中，眼科的进步尤为突出，它以独特的五轮八廓学说和内外障与眼病七十二证理论的产生为标志，而且在针拨内障、钩割针镰等手术的具体操作手法较唐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宋代多种方书和《眼科龙木论》更总结记载了大量的五官科方剂，包括一些为后世医家广泛重视的五官科名方。
（一）五轮八廓学说的形成
五轮学说渊源于《灵枢》大惑论有关眼与脏腑的论述，宋代多种医著中均有记载。如《太平圣惠方。眼论》记载的肝病，应于风轮，病应于血（轮）。脾病，应于肉轮，肺病，应于气轮，肾病应于水轮。但此时五轮的眼部分属仅瞳神、自睛较为明确，其余各轮尚有缺失。《秘传眼科龙木论》是宋元医家辑前人眼科著述而成，其“龙木总论”据考当成书于北宋，该节“五轮歌”中，关于两睑病位的论述对《太平圣惠方》有所补充。南宋末，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始将五轮的眼部分属明确为：“眼属五脏”首尾赤皆属心，满眼白睛属肺，其乌眼圆大属肝，其上下肉胞属脾，两中间黑瞳一点如漆者，肾实主之，此说得到后世眼科医家认同，将五轮学说的主要内容基本固定下来。
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中，首次提及八廓这一名称，《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中载有八廓歌，其中列有关泉、养化等八种廓名，并分别与小肠、三焦等脏腑相联系。杨士瀛的《亡斋直指方》亦载有同样的八廓内容，不过此时尚属有名无位的初期阶段。
五轮八廓学说在论述眼与内脏之关系，眼病定位辨证论治之运用等均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二）眼科疾病分类与认识水平明显提高
内外障和眼病七十二证是宋代出现的两种眼科病症概念。《秘传眼科龙木论。七十二证方论》中，将内障、外障作为归纳所有眼病的分类纲领。它根据病症发生的不同部位，将主要发生于瞳神的病症归为内障，发生于胞睑、两眦、白睛、黑睛的病症归为外障，形成了一种执简驭繁的眼病分类方法。内外障学说对后世眼科影响很大。
眼病七十二证是宋代产生的另一种眼科病症概念，它以七十二种常见眼痛确立了宋以后我国眼科病症的主线索。产生于《秘传眼科龙木沦》中的“七十二证方论”，列内障23证，将肉眼所能认识到的各种眼珠（晶状体）改变予以基本概括，影响深远，以至后世基本上都沿袭其说。所论外障49证中，黑睛疾病和胞睑疾病最多。花翳白障（角膜溃疡）、蟹睛（虹膜脱出）、混睛（角膜实质灸）和倒睫、暴风客热（急性脑膜炎）、睑生风粟（沙眼）等都是该书首先记载并沿用迄今的常见外眼疾病。
（三）五官科名方和外治法的深入研究
宋代多种方书所收集的大量五官科方剂，以及《眼科龙木论》等所记载的眼科专方，显示用药开始出现规律，已注意从调理脏腑功能着手组方、理论水平和临床效果都较前明显提高，产生了一批为后世所习用的五官科名方。如《济生方》的苍耳子散，数百年来一直用为治疗鼻渊的名方，此期，动物肝脏内服及用苍术治疗夜盲已受到高度重视，外治法的深入研究是宋代五官科的又一重要特点。《太平圣惠方》对针拨内嶂和钩刺针镰法有详细讨论，明确指出：“障翳内成，非草石疗之功，唯金针拨之乃效。”（王怀隐等《太平圣惠方》第一流3卷，P915，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对有关白内障的各种表现和针拨内障的进针部匝（外眦，鼻侧）、进针手法、针下感觉、入针后金汁进入瞳神的方向等操作过程及手术后护理等介绍，为早期医学文献记载最详尽者。该书对钩割治疗胬肉，述及以线剥离、术中勿伤及黑睛、务须割尽，以“火针熨令断其势”等手术要点及胬肉复发的认识亦极有见地。
七、口腔科
宋代随着分科的日趋精细，口齿病的认识与治疗也不断有所进步。《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中反映了这方面的主要成就。《太平圣惠方》卷34、36专论口、齿、唇、舌，载医方500余首。《圣济总录》内更以五卷的篇幅专论口腔疾患。
（一）口齿疾患认识之深化
如口疮一证宋以前多注重清泻心脾实热。严用和用冷盐水送黑锡丹和养正丹以镇坠宁心，治疗虚热上攻之口疮，开后世治疗虚证口疮的先河。《苏沈内翰良方》还注意到失眠与口疮发病的关系，指出：“风口疮不可失睡一夜，失睡口疮顿增”，（宋。苏轼、沈括：《苏轼内翰良方》卷七，光绪仿知不足斋刊本），现代医学出认为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病中，神经精神因素为诱因之一。
（二）口齿保健
宋著名学者苏东坡提出茶叶对预防龋齿的作用，现代医学实验证实茶叶中含有较多的氟，故有防龋、防口具、杀菌消炎之功。此外，《太平圣惠方》指出刷牙匠早晚行之。《太平圣惠方》还载有药膏药齿法：柳枝，槐枝，桑枝煎水熬膏，入姜汁，细辛，等每用擦牙，此可谓今之药物牙膏的雏型，在宋代已有植毛牙刷。宋。周守中《养生类纂》：“盖刷牙子皆是马尾为之”。在欧洲，约500年后所记述的植毛牙刷与周守中的记录相同。
（三）医疗技术进步
牙齿再植技术
《圣济总录》有治牙齿摇落，复安令著，坚齿散方：“齿才落时，热粘齿槽中，贴药齿上，五日即定，一月内，不得咬硬物。”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关于植牙处方及手术的记载。
义齿修复
陆游（1127～1209）诗《岁晚幽兴》中有：“卜冢治棺输我快，染须种齿笑人痴”之句。并自注云：“近闻有医以补堕齿为业者”。与陆游同时代的楼钥（1137～1213）在《功媿集》中有《赠种牙陈安上》文，其中有“陈生术妙天下，凡齿之有疾者，易之以新，才一举手，使人终身保编贝之美”之句。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义齿修复的记载。
骨移植术
宋。洪迈《夷坚志》载：晏肃之妻，因下颌患疽久不愈，致下颏与下腭脱落。医生为其做了移植手术，术后又活了20余年。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骨移植手术的记载。
八、针灸科
针灸学在两宋时期有很大发展，是我国针灸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此时期出现了闻名中外的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两宋的针灸文献专著有影响者近10种，综合性医书之论针灸者更多，如《圣济总录》在统一经穴排列顺序，为经穴理论的条理化、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而针灸专家和一般医学家兼长针灸者更多，其中影响较大影响者有王惟一、许叔微、王执中、窦村、庄绰、闻人耆年等诸多医家，他们对针灸学之贡献，使两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
王惟一在针灸临床和教学中，十分重视经穴的规范化，公元1206年他撰写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次年又主持铸造了针灸铜人两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共记载腧穴657个，其中青灵、厥阴俞、膏盲俞、灵台、阳关等穴是新增加的穴区，穴位排列兼采《针灸甲乙经》和《千金方》之长，即有按十四经脉循行排列者如卷1、卷2亦有四肢按十二经次序排列，其余穴位则将人体分为偃、伏、侧、正四个面进行叙述，头部、面部、肩部、侧颈项、侧肢，侧肋等，则按部位论述。根据文献记载，铜人体同成年男性，青铜铸成，躯体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能够打开，腔内五脏六腑可见；体表则刻14条经络循行路线，且经络上穴位悉备，穴位与体腔相通，教学时，是针灸学生等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依据；考试时，体表涂蜡，使穴位、经络被覆疬之后，孔穴亦即被蜡所堵，再向体内注入水银（一说注入水），令被试者选穴针刺，若取穴有误，则针不能入，如果取穴正确，则水或水银从拨针后之针眼中射出。能使针灸得到普及推广，他还将《钢人腧穴针灸田经》刻于石碑，镶于仁济殿四壁，每壁一卷，剩余一壁则另刻《穴腑都数》一卷补入，立于大相国寺以广传播。
王执中撰有《针灸资生经》他很注重经穴考证，死孔穴的、部位、取法、针刺深度、刺灸禁忌以及少数经外奇穴等都运用古籍记载加以分析比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王氏对经穴规范化也作出了贡献。
《圣济总录》虽非针灸专著，但作者对经穴排列顺序、经络与腧穴关系作了较大调整，不仅将354腧穴全部归属十四经脉，并根据《灵枢，经脉》的记述，依经脉行走方向作了重新编排，对奇经八脉除任督脉以外的六脉所属穴位逐一作了说明，尽管尚有部分经穴的排列次序与经脉循行分布不符，但总的来看，为经穴的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影响较大。
（二）临床针灸术之发展
王执中在《针灸资生径》**收载各科疾病195种及其附属各症，并发扬了唐代孙思邈的针药并重思想，书中有关疾病治疗针药兼用者比比皆是。王执中对灸法叙述亦颇丰富，有四花穴法、灸痔法、灸肠风法等。
此外，宋代医家中有偏重灸法者和专精灸术者，因而扩展了灸法在临证治疗中的应用。如许叔微在其阴证用灸、灸补肾阳等理论指导下，对阴病转腹痛、阴毒渐深候、阴毒沉困候专用灸治取得良好疗效，南宋医家窦材是偏重于灸的医家。他临床注重温补脾肾，惯于灸命关、关元以补脾肾，目的是扶阳，将灸法灼艾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此外他也将灸法用到了预防保健，提出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以保健摄生。
两宋期间以灸法为主较著名的医家尚有庄绰和闻人耆年。闻人耆年著有《备急灸法》，记述了二十二种病证如痈疽、肠痈、疔疮、突发心痛、小便不通、溺水、自缢等的灸治法将灸法推广到急证治疗方面，因而很有特色，且各病灸法均附有插图，对推广灸法有积极作用，其中如难产灸至阴一法，现已扩大应用到治孕妇胎位不正，有较高的转胎率，说明其实用价值之可靠。
（三）推拿术在民间流传
宋代，由于受封建礼教之束缚，按摩术不如唐代兴盛，在宋太医局中还取消了按摩科，更影响其术之发展。但由于按摩术之验、便、廉，受到人们之信赖，因而在民间流传仍广，特别是自我按摩术受到重视，此期按摩术开始在儿科治疗中发展，这也反映到官方和私人著作中。
如宋代《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中均有关于按摩术之记载，前者记述了以膏摩法治疗小儿疾病，后者对按和摩二者之差异及适应证作了详述。民间流行之导引、按摩资料亦颇丰富，如名医庞安常用手法拊摩配合汤温腰腹间处理一难产七日之产妇，使产妇顺利产下一子，并母子平安；另一民间医生赵三翁以按摩为业，往往为人“……按摩，疾病立愈”等。在《医说》中记载了民卒借助一竹管自我按摩，每坐则置竹管于地举足搓滚，治愈了骨折至脚筋挛缩不能伸之后遗症，此外如按摩涌泉穴法，使身体健康不染瘴疫，以及摩擦两手掌，使热以摩面、拭目、摩发，“令人光泽，皱斑不生”，“发不白”等，亦为民间常用之自我按摩保健法。
两宋时期军事医学
一、部队医生的派遣
宋代的军队由禁军、厢军（各州的镇兵）、乡兵和蕃兵组成。禁军是宋军的重要组成部份，由朝廷直接统领。
宋代部队中的医生都由太医同派遣，当时担任京师部队医疗工作的有太医局的医学生和医官。
神宗（1068～1085）时规定太医局的上舍生和内舍生应轮流治疗三学（大学、律学及武学）学生和各营将士的疾病。绍兴元年（1131年），因东京差到太医局学生九人，判太医局樊彦端奏请，按照祖宗旧法，专一医治殿前马步军、三司诸军班直，遇有缓急病患，依照太医局历来立定条法差拨，逐处医治。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军医教育与一般医学教育相通的史迹。后来全国各地驻泊医官，多由太医局选派。宋太医局分科与教学课程，有疮肿兼伤折、金疮书禁等，均与军医特别军阵外科医生的培养密切相关。
太医局医官也担任京师部队的军医工作，如1093年四月，因在京军民疾患，令太医局选派医生，按照班值军医坊巷，分认地段诊治，由开封府郡官提举合药待疾患稀少时停止此类史例尚有很多。
宋代驻屯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常驻）医官，也由太医局指派。大观三年（1109）尚书省会同太医令裴宗无上书，请派在京七百余名医官到各地担任驻泊医生，并提出派遣的具体措施。将医学分为大方脉、疮肿等科，并将州郡也分等（计分三京7人，帅府6人，上州4人，中下州各3人，次远州及远州各2人），依照科别及考试成绩分配，以解决地方驻军医生的不足。
宋代内地与边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