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历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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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讹诈…硬赖
讹诈大概是流氓最为典型的一种手段了，然而由于流氓种类繁多，品行各异，所以讹诈也是五花八门，并且各个朝代特点也不尽一样。 1．硬 赖 硬赖是流氓最常用的一种获财手段，所谓硬赖就是不加遮掩直来直去的讹财手法。至元五年（1339），据中书省呈文，民间婚姻嫁娶一般都择良辰吉时，但当时有这么一批“不畏公法、游手好闲人等，每当遇到民间嫁娶，就“纠集人众，以障车为名，刁蹬婚主，取要酒食财物，故将时刻阻误，又因而起斗攻伤人命”（《大元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杂令·障车害理》）。更有甚者，元代的一些“凶徒恶党”不务正业，“风闻公事，妄构饰词，论告官吏，恐吓钱物，沮坏官府”（《大元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杂令·恐吓钱物》）。从这几则资料来看，元代的流氓强索硬诈，其危害所及已不仅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了，而且还殃及一些地方官府。 这种“强赖”现象，明代以后的史籍中就更是随处可见。如明代成化年间，有一军余王骚狐，倚恃凶泼，专门殴打平民，强赖他人银两，自称“赖皮”。成化四年（1468），骚狐手拿尖刀，前到军人刘海家强讨白面食用，刘海没给他。于是，“骚狐自将头须打破血出，倒在地图赖”。刘海惧怕，只好“将银一两三钱、白面一斗与骚狐接受回家”。次日，这位王骚狐又到卖面军余刘清家毁骂，也是自己将头打破图赖，“拿刀要戳”，强行将刘清“身穿水褐绵细衣裳、羊皮祆一领剥拿回家”（《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三四，《白昼抢夺三五成群及打抢仓场充军为民例》）。 又如当时常州有一士夫，其兄极恶，到了年末，就对群仆说：“可寻事者，为过年费”。仆人四出，无所得。后至郊外，“有葬者，棺好而无侍服之人，疑有故”。到了晚上，发棺视之，乃是一少妇，衣饰如生，当是大家妾暴死者。”群仆将女尸抬到小船中，摆设四盒，“缚一鹅于上”，好像去串亲戚一般。到了薄暮，专找货船，故意与其相撞，“倾尸于河，，鹅扑扑飞水面”。这位流氓故意大叫大船撞沉了小船，“吾娘子溺水”，于是缚商捞尸，到第二天才捞出，果然是一妇人。“商大窘，愿悉货赎罪”。（叶权：《贤博编》）这种讹赖方式，是事出有意，其手段就有些近乎刁蛮了。 还有品行刁钻者，借放火要挟百姓，获取钱财。据《皇明条法事类纂》记述：在明代，就有这么一种“游食之徒”，有田不输赋，有丁不出差，不作本等生理，不服官司钤束，跑到外地潜住。这些凶徒，“比处良善之家少不如意，辄便扬言要烧某人房屋，某人积垛谷麦柴草并田野积聚之物”，还故意让业主明明白白地听到这些话。或对着众人扬言“我要烧他”等话，使人畏惧，借此吓人财物诈人酒食。假若业主不听从，到了晚上，这批凶徒真放火焚烧。（《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四四，《禁约放火故烧系官钱粮草束例》） 朱福保率乞儿吃光面可谓是讹诈中既刁钻又滑稽一个事例。朱福保，是清末江苏吴县的举人，专门靠讹诈为生，此人可称得上是一位有文化的流氓。道光年间，他因被人控告，革去举人功名，还被投入监狱。到咸丰元年（1851），遇上大赦，才被释放。出狱以后，这位流氓仍然不改讹诈之恶习，依然横行霸道。 一天，朱福保见有一家新开的面馆，生意兴隆，于是他就来到这家面馆，上了楼，连呼跑堂的，“取光面来”。所谓“光面”，就是“无饺之面也”。店里的伙计开始不认得他，就随口说：“本店规矩，吃大面坐楼上，吃光面坐楼下。客官吃光面，请下楼吧。”朱道：“按照你的说法，吃中面者（半饺之面即中面）将坐到楼的中间了。”店伙随口答应。到了第二天早晨，朱福保召集乞儿若干人，每人给钱数十文，以二人为一班，分班到面馆中吃中面。吃时，一律坐到楼梯的中间，一班人后，又一班来，至中午还未散去。别的客人到面馆中来，看到乞儿坐在楼梯上，进门后就即刻离去。店主大窘，急忙向朱福保请罪，“且贿以金，朱乃麾乞儿去”（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朱福保率乞儿吃光面》）。 又有一次，朱福保路过一家古董店，看见一个古瓷瓶，色泽至佳，就问店主价格多少。店主答道：“没有银十元不卖！”朱道：“在我看来，也就只值一元。”店主嗤之以鼻，且道：“一元钱，只能买瓶耳罢了。”这个瓷瓶旁有两耳。朱福保默然离去。第二天，又来古董铺，从囊中掏出银元一元，放到柜上，在地上捡起一块砖，敲掉瓶旁两耳，“怀之而去”。店主害怕他的势力，只好不与之计较，“沮丧者累日”（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朱福保买人瓶耳》）。 任意敲诈，也可看作所谓的“硬赖”，也是清代流氓常用的手段。清末光绪年间，朝廷下令，不许民间剃发。当时宁波桃花渡地方，有一家剃头铺，自从奉行出示的晓谕后，就闭门歇业。只是有一天，有过往客人进店梳辫，这当然不在朝廷违禁之内，所以剃头匠也不拂客人之意。不久，客人离去。突然，有二个无赖进入店内，身穿号衣，好像兵勇装束，对店主人道：“私自替人剃头，法令何在？速速随我们走，不得稍迟。”店主人反驳：“你说我替人剃发，那么现在剃发者在哪里？如果凭空捏造，这怎么能服人？”另一个无赖接口道：“姑且不要说剃发者在哪里，总之，你生意很好，也须大家弄些好处。”店主人道：“正因为不好，才致今日无从糊口。你们何必欲得好处，那么随尊意可也。”无赖子见他语言激扬，便不由分说，将店主人拖翻，乱打一顿，“过新浮桥而去”。幸好当时围观者各抱不平，将无赖捆住痛打，才使店主免被敲诈。 （《申报》光绪乙亥二月初五日）
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讹诈…“扎火囤”、“仙人跳”
2．“扎火囤”、“仙人跳” “扎火囤”是明代流氓的讹诈手段。这一手段，宋时称“美人局”，清时称“仙人跳”，名称虽有所不同，但形式却如出一辙。就“扎火囤”这一流氓行径，有一诗，专说其中之害：睹色相悦人之情，个中原有真缘分。只因无假不成真，就里藏机不可问。少年卤莽浪贪淫，等闲踹入风流阵。馒头不吃惹身膻，世俗传名扎火囤。 所谓“扎火囤”，就是一些奸诈之徒，从世上这种男贪女爱的风情上面，想出一些奇巧题目来，他们“做自己妻子不着，装成圈套，引诱良家子弟”，一等成就好事，就率领光棍打将进来，“诈他一个小富贵”。此谓之“扎火囤”。（凌初：《拍案惊奇》卷十四）这种讹诈行为，有时即使是恶少，也会陷入圈套。如河南澶渊有一恶少，名李九德。同时，在内黄也有一个田世禄的流氓，专门“以妻妾招摇者也”，即专以“扎火囤”过活。李九德见世禄妻葛氏美貌，“与之昵处有日”。为此，世禄“沾沾以为此少年乃入吾彀中者也”。两恶相当，则狡者胜。李九德虽奸，但仍难以“脱出平康之井”，最后也“倾囊而掷，吮髓过于箧矣”（张肯堂：《田世禄》）。当然，专做扎火囤生意的流氓，有时若碰上一个熟谙内中行径的流氓，反而会“陪了夫人又折兵”，不但不能讹得钱财，而且还会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明时有一泼皮子弟，深知扎火囤的行径，佯为不知，故意来缠。正在床里作乐的时候，做此生意的流氓就打将进来，可是这个泼皮不慌不忙，将流氓的妻子搂抱得更紧，不放一些宽松。流氓将刀背放在泼皮的颈子上捩了一捩，却不敢下手。只好放下刀子，拿起一个大擀杖来打泼皮。不料又错打在自己妻子的身上。到了此时，泼皮才与他实说：“老兄放下性！小子是个中人，我与你熟商量。你要两人齐杀，嫂子是摇钱树，料不舍得。若抛得到官，只是和奸。这番打破机关，你那营生弄不成了。不如你舍着嫂子，与我往来。我公道使些钱钞，帮你买煤买地，若要扎火囤，别寻个主儿弄弄，须靠我不着的”。其夫见说出了海底眼，无计可施，也只好就此收场。于是，这位泼皮起来，从容穿了衣服，对着妇人叫声“聒噪”，摇摇摆摆，竟自去了。（凌初：《拍案惊奇》卷十四）这个“扎火囤”的主就正巧碰上了一个“懂行”的无赖，而且这个无赖既有胆量，又有些手段，以至于使得“扎火囤”者也没了招法，竟被无赖子白白地占了“便宜”而去。 以色情讹诈人的手法，到清代则称之为仙人跳。这种讹诈术是诈骗与恐吓相纠合的流氓手段。徐珂所作的《清稗类钞》对此也有记述，现引述一段如下：仙人跳大致流行于苏州、上海一带，一般是男女协谋，假装夫妇（有时也有真正之夫妇），让女子以色为诱饵，引诱其他男子入室。刚刚坐定，同谋的男子假装丈夫，就突然从外而归，见此人，假装愤怒，大嚷一定要同去见官。上当者大惧，“长跪乞恩，不许，括囊金以献，不足，更迫署债券，订期偿还”（徐珂：《清稗类钞》，《棍骗类·仙人跳》）。
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讹诈…“拆梢”
3．“拆梢” “拆梢”是讹诈取财手法之一种，其形式也是花样繁多，其核心特征就是以恐吓的手段取财。其中的“拆”字，即夺之意；“梢”即金钱的别称。“拆梢”合在一起，意即以攫取的手段分他人金钱。 其实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敲竹杠”。在清代的法律文书中，相类者也很多，诸如“张贴揭帖”、“捏告各衙门”、“勒写借约”、“谎言欠债”、“逼写文券”之类，都是恐吓讹诈的具体表现。有关这种恐吓讹诈的实例在清史籍中很多，不妨引述几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流氓王进孝指称甄五道、翟应聘等窝隐逃人，“吓诈银两，又复行诈，致翟应聘自缢”（《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甲午）；康熙四十五年（1706）；“流氓林三假冒九门提督的家人，吓诈银两”（《康熙起居注》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丁卯）；在福建仙游县，每当“筑垣墉、开典铺”之时，就会有一些无赖子弟及孤贫丐民，“亦往往蚁附索扰”（陈盛韶：《问俗录》卷三，《索彩》）。“索扰”云云，虽以“讨彩头”的形式出现，实际上也与恐吓讹诈相同。 恐吓讹诈这种拆梢手段，上海流氓可说是最为典型。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也千奇百怪，有的与“扎火囤”相似；有的手段又近乎强赖；有的手段则是明目张胆的要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今此不加赘述。
第四部分：流氓的行为特征讹诈…设计讹人
4．设计讹人 设计讹诈，可谓是一种阴险毒辣的流氓手法，其花样甚多。明朝年间，江南有个流氓恶霸叫文科，个性奸巧。早年他曾将房一所贷给徽人，过了许多年，文科提出要以原价取赎。徽人因房子已装饰一新，就没同意。文科授计奴仆夫妇俩前去投奔徽人，徽人毫不怀疑地收留了他俩。过了两个月，两人不辞而别。而恰在此时，文科却派人去问徽人：“我家逃奴隐藏在你处，交出来。”徽人说：“有人前来投靠是实，我不知道为贵仆，但昨天已不辞而别。”奴辈说：“我家昨天刚探得在你宅，岂有今天就逸去这事，必是你藏起来了，我们要搜一搜。”徽人自信所言不虚，同意诸奴入视。诸奴搜至酒房，见有土松处，取锄发之，竟挖出了一条人腿，于是就气势汹汹地说：“你谋害了我家人，不然此腿从何而来？上官府去解决。”徽人惧，请人居间调停。文科说：“交还屋契，我就不告官府。”徽人不得已，过几天腾空房子迁走了。酒房之人腿，原来是文科授意奴仆埋下的。（冯梦龙：《增广智囊补》卷下，《杂智·文科》）这则事例虽与后来上海流氓的装准头相似，但也属设计讹诈之类。另外，还有一则事例也可对此作为补证：道光年间，烟禁很严。在广州一地，嗜鸦片烟者很多，有一位西关的千总，“藉以渔利，所得不赀”。时有一无赖，名陈谭，“善以诈欺取人财”。于是，陈谭在千总对门赁一民屋居住，每次出入，就用舆马。后来，人们就经常看到“豪仆三五，宾客杂沓，日集于党”，所以都以为他家是巨室。一天，忽然有一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