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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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大审判 作者：约瑟夫·E·珀西科 译：刘巍
引章 纽伦堡1945
纽伦堡本是德国东部一个知名度不高的城市，但1945 年在那里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审判，使纽伦堡变得名闻暇迩。
为履行1945 年8 月8 日伦敦协定和该协定所附的法庭条例，美国、法国、英国、苏联四国政府指控下列人员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罪和违反人道罪，并依据下面所引证的各点相应地对他们提出起诉。被指控和被起诉的人员为：
赫尔曼·威廉·戈林；鲁道夫·赫斯；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罗伯特·莱伊；威廉·凯特尔；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汉斯·弗兰克；威廉·弗里克；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瓦尔特·冯克；雅尔马·沙赫特：古斯塔夫·克虏伯卡尔·邓尼茨；埃里希·雷德尔；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弗里茨·绍克尔；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马丁·博尔曼；弗朗茨·冯·巴本；阿图尔·赛斯—英夸特，阿尔贝特·施佩尔；康斯坦丁·冯·牛赖特；汉斯·弗里切。
下列（在此期间业已被解散的）各集团和组织，由于为达到其与各被告——均系各集团和组织的成员的犯罪有关的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应宣布为犯罪的集团和组织，它们是：德国内阁、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领袖集团，包括保安勤务处（通常被称为SD）在内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卫队（通常被称为SS）、秘密警察（通常被称为“盖世太保”）、冲锋队（通常被称为SA）以及参谋总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法庭提出了如下四项起诉理由：
起诉理由之一共同策划或密谋
起诉理由之二破坏和平罪
起诉理由之三战争罪起诉理由之四违反人道罪
法庭对三千多份原始材料进行了认真的核实查对，并且通过一个专门授权的委员会对二百多个证人和其他数百人进行了传讯。允许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的二十二名德国律师可自由地向法庭提交任何数量的书面呈文。他们提交给法庭的书面证明材料不少于三十万份。面对他们的委托人所犯的罪行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甚至就在审问他们自己最先要求出庭作证的证人的时候，已使辩护处于无望的境地。例如，在审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德军总司令、前陆军元帅保卢斯的时候，被告不得不供认，早在1940 年秋，他就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制定了进攻苏联的所谓巴巴罗萨计划。由原告提出的文件就是确凿的罪证。判决书说：“有一些文件是在盐矿中找到的，还有一些则分别被埋在地下、藏在假墙后面或其他被认为不易发现的地方。”当时苏联方面的首席起诉人、现任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L·N·斯米尔诺夫明确指出：“纽伦堡法庭在诉讼过程中，对德国首要战犯所提出的每一起诉都是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进行的。就是最吹毛求疵的人对此也无可指摘。”根据1945 年8月8 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达成的国际条约而制定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和根据这一条例所作的判决不仅仅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民主的国际法，而且是这一崭新的民主的国际法赖以继续发展的组成部分，条例体现了各国人民对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势力的胜利。纳粹德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麇集在德意志帝国国家机构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毫无区别，只不过更为强大罢了。
在审理诉讼的案件之一、即所谓的弗利克案件时，美方首席起诉人、美国检察当局参加首要战犯审判的工作人员之一特尔福德·泰勒准将说：“第三帝国的专制政体是建立在民族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这种灾难性的三位一体的基础之上。”1954 年去世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美方首席起诉人罗伯特·H·杰克逊曾非常明确地指出纽伦堡审判的两大任务：一、核实认定纳粹当局所犯的重大历史罪行的证据；二、解释并规定新形成的国际法基本准则。他说：“我们必须凭确实可信的证据来确定那引起令人难以相信的犯罪事实。”他认识到：“对全世界来说，纽伦堡法庭判决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怎样认真地儆戒未来，”在审判过程中，他面对通过大量材料所证明的帝国主义犯罪活动的真实情况得出了如下结论：“对于所有善良的和理智健全的人来说，纳粹德国所犯的累累罪行中的最大的一桩罪行就是发动了一场违法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教育下，在捍卫和平这一核心问题上世界人民都站在了同样正确的立场上。
第一章大审判
●人们可以发现，二次大战就是国际性大企业正常“商务往来”的结果
●德军的罪行还在于他们实施的“焦土政策”
●他不得不以这种离奇的要求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罪责
●辩护律师们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司法理论进行“辩护”
第一节人类历史上第一批走上绞架的侵略分子
1945 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明确强调，首要战犯诉讼案的被告不能以他们对此项法规的无知作为他们免受刑罚的理由，因为不是没有给他们提出法律教训和发出警告。他们中间的那些最危险分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这样有组织的侵略分子，也是第一批走上绞架的侵略分子。处决这批最危险的分子对各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鼓舞；同时，保持着高度警惕性的各国人民也希望，这些侵略分子是登上他们不得不建立起来的绞架的最后一批人。
对策划破坏和平的战争和密谋活动的指控和判决与破坏和平罪这一起诉理由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事实上策划战争和破坏和平的密谋这两件事是实际发动侵略战争和进行侵略战争的必要前提。所以，在“破坏和平罪”总的犯罪构成中，上述两点实际上发生在进行侵略的罪行之前，因而也就被列为第一点起诉理由；战争罪则被列为第二点起诉理由。无论是从逻辑上说，还是按时间次序，这样排列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对首要战犯进行判决的时候，不得不把这两点统统考虑进去，因为所有这些战犯既是密谋的最初策划者，又是实际进行战争的领导人。当然，要把参与侵略犯罪活动的负责人与那些准备这一侵略罪行的负责人区别开，不单纯是一个法律的技术问题，这一区别对于判决的惩戒作用和预防作用有着重大的意义。
另外，这也是判决不能不考虑的纳粹专制机构会带来的新问题。不言而喻，当法西斯独裁国家垮台以后，这一独裁政府的后台老板和指使者都想尽快甩掉他们从前的帮手，只想将那些对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肯定有用的人保护下来，而其中首先是军事头目。不难看出，这一滔天罪行的辩护律师们都希望能按雅尔赖斯所说的那样把纳粹国家描述成是由希特勒个人担负全部责任的一个独裁政体，这样，在希特勒（以及希姆莱和戈培尔）自杀以后，够得上判刑的也只剩下戈林一个人了。
过去，有人曾以法律形式对罪恶的希特勒政权提供了帮助，将来也有人会以法律形式帮助未来的效法者，使他们解除担心会受到的类似清算的后顾之忧。这些法律形式之一就是反对条例对共同犯罪范围所作说明的论战。事实上，历史现象已经表明，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和为其他某些地方的战犯审判所收集的证据也已证实，即使在决策权力最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企图依靠武力建立世界统治而在进行准备和付诸行动的时候，必须要有一批共同密谋参与这一行动的同伙。与提出的军事任务相适应，在这批参与者中间不可缺少的是执行武装任务的军事头目。此外，同样不可缺少的是组织严密、无条件服从命令的部队，这些部队均由上述这一伙人所统治，因而他们又拥有千千万万疯狂的帮凶。此外，属于这一独裁范畴的还有经济方面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为了从侵略中获得好处而乐意通过物质上的支持以资助侵略集团。但是，他们只让少数靠得住的人作为他们在政界的代理人，特别是雇佣那些在危急关头懂得及时撤身的人（沙赫特式的人物）来办事。被吸收到主要人物圈子中的欺骗群众的最高级专家（戈培尔、弗里切）按其性质也同样从属于上述体制的范畴。就这意义而言，将主要负责者与那些虽然是自愿和坚决的、但是却不负有总的责任的俯首听命者和不负责任地滥用权力的追随者相区别，可以理解这是战后国际刑事司法面临的新课题。为此，国际军事法庭条例根据现行的国际刑法中密谋这一概念（第六条第一款），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的形式，即所谓的组织犯罪或集团犯罪（第九条）。
一些人反对实际惩办所有的主要负责者，他们提出的论点是，密谋这一犯罪构成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所臆造的，因为在此以前只有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中才有关于“密谋”的规定（实际上这一概念的含义要广泛得多）。这种说法已为事实所驳斥，例如苏联刑法也对密谋和匪帮等某些案件的犯罪构成作过解释。在德国刑法中，从来就有关于秘密结社构成犯罪的规定（刑法典第一百二十八条），在这一点上特别保守的法国法律也一直就有关于“犯罪集团”的规定。摆在被控告的战犯面前的并不是什么原则上崭新的、出人意料之外的刑法。相应地，国际军事法庭的创始国只不过是以适合于法律的手续把一定的形式赋予了现存的刑法法规以实质性的内容。在有关各国现行的国家法律中早就存在此类内容，就是在罪犯本国的法律中也具有类似内容的规定。所以说，法庭对他们的审判是公平合理的，既谈不上法律上的不公正，也谈不上道德上的不公正。
在纽伦堡首要战犯诉讼案中，被控犯有密谋罪的人均已获释。他们是希特勒的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德意志银行总裁、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希特勒上台的开路先锋、副总理、希特勒的特使巴本和戈培尔在新闻、广播部门的代理人弗里切。释放这三个人遭到了苏联法官的反对。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法庭进行判决时所遵循的路线，美国惩治战犯法庭在审理所谓的第二号主要案件中也是以这条路线为指针的。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能被判密谋破坏和平罪的只是“那些以政治领袖的身份共同参与、准备和发动战争的人”。这样，军事头目和经济界的幕后人物都没有被列在密谋的范围以内。不管法庭这样做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排除这些人的密谋罪就是对侵略分子的姑息，就是为他们将来在德国或其他任何地方发动侵略战争打开方便之门。
在审理重大的案件之一——法本化学工业集团案件时，美国起诉人以该集团蓄意为侵略战争作准备为主要犯罪理由发表了一项起诉声明。作为法本化学工业集团的董事和该案被告之一的克尼里姆竟然对这一声明的“心灵慷慨激昂”和“极度夸张”表示惊讶。他从这份起诉书中引了几段话以示他的强烈抗议。“被告在确立他们行动的方针时明显地表现出的狂热性是不容否认的。他们的目标是，把德国变为战争机器，把德国建成一个具有威慑力量的毁灭工具，以便使德国可以通过粗暴的威胁，如果必要，就通过战争把自己的意志和统治强加给欧洲各国和大洋彼岸的其他国家。被告是这种狂妄的、罪恶的冒险行为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是扑灭自由火焰的帮凶。他们动员德国的一切资源，绞尽脑汁，制造征服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和工具，并以此扩大德国的恐怖暴政。他们是织成铺盖在欧洲大陆上的黑色丧服的经
和纬。。他们是一伙无所顾忌的歹徒。他们是把《我的奋斗》的梦想变为现实的魔术家。。他们是德国国防军建设者。。正是这一伙人使战争成为可能，他们进行了这场战争，因为他们亟欲征服世界。。他们发动的这场血腥的屠杀几乎席卷了欧洲的每一个国家。”这几段话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在于话语之中洋溢着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
克尼里姆对此表示异议，他断言，那一切都只是“商务往来，必须把这些商务往来看成是一家与世界各国均有联系的巨大企业的正常业务活动。”受理工业集团案件的法庭驳回了这项起诉，然而，人民却看得越来越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此类国际性大企业正常“商务往来”的结果。
生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土地上的德意志人民从中汲取了教训，他们按照波茨坦协定的原则，消灭了垄断资本。克尼里姆在他的那本书的结尾处满意地指出：“就一起重大战争的起诉那样遭到如此惨重的败诉还是少见的。”实际上，美国的法官们，尤其是负责受理克虏伯诉讼案件的首席法官安德森，对遭受沉重打击的德国垄断资本的代理人表示了一种即使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也是目光短浅的阶级关系。
安德森说：“有人以为，某一私人企业的财产所有者或某一私人企业的领导人能够不依赖政府而独自与该企业的雇员一起犯有破坏和平罪的罪恶密谋，或进行这种密谋活动，这种想法是多么奇特，它在日后将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仅就这一声明也立即会导致产生如下疑问，即起诉的指控是否被理解错了。”世界各国的工人和其他的一些人对这一“指控”的理解是很明确的。只有他们这些人才认为，这不涉及垄断资本的战争计划，因为垄断资本“与政府无关”，就像与希特勒政府是“无关的”一样。
实际上，他们这些人全都屈从于垄断资本家，他们曾经而且还将从垄断资本家那里得到资助，而资本家给他们钱则并非出于慷慨大度和挥霍的嗜好，耶舍克虽然称赞这项判决是“正确的判决”，但是他不得不承认，除了最上层的政治领导人以外，“根据国家的有关情况和组织结构，军官和经济界领袖”也可以被看作是某一侵略计划的起因果作用的参与者。实际上，根据侵略势力独揽一切的这种组织结构，如果就侵略密谋的罪行进行判决的话，那么这些侵略战争的真正受益者是一定要坐在被告席上的。苏联国际法学家罗马什金正确地指出了值得注意的情况，美国首席起诉人杰克逊早在就国际军事法庭条例进行谈判的时候，就表示反对说明战争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美国国际法杂志》主编芬奇也已在1947 年就从原则上表示反对对破坏和平的密谋提起公诉。
另一方面，沙赫特在国际军事法庭上所作的一段供述也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他说：“1940 年，美国商务代办科尔克在他离任前向我告别的时候表示，战后将像对待一个平白无辜的人那样对待我。”沙赫特对希特勒活动的目的和意义知道得十分清楚，为了减轻纳粹德国扩充军备的负担，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在经过多年的幕后活动之后，直到1949 年6 月13 日决定撤销西德整肃纳粹法庭关于剥夺沙赫特八年自由的判决，并通过各种形式由国家出钱为他恢复了名誉，释放沙赫特的丑剧才告结束。
有这样一批人，他们认为，密谋这一犯罪构成是一条任意制造的规定，是与“刑法的原则和自然法的观念相违背的”。克尼里姆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集团的法律观点，当然，他们在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