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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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8 日，戈林不得不静听宣读对他的起诉，其中叙述了他在希特勒手下如何直上青云，如何公然致力于第三帝国的备战活动。美国起诉代表说，戈林曾是“德国为军事侵略进行准备的核心人物”。起诉书谴责戈林对并吞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准备对波兰和苏联发动侵略战争、对这两国进行经济掠夺以及使用奴隶劳工负有责任。由戈林亲自签署的许多文件被拿出来作为证据。筹建第一批集中营，把集中营犯人拉去充当奴隶劳工，迫害犹太人并没收犹太人的财产都被证实是由戈林所唆使的。戈林给海德里希下达的关于“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罪恶命令表明戈林与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有关系。
戈林与他选择的辩护律师奥托·施塔默尔博士进行了详谈。戈林是第一名被告，对他的辩护从3 月8 日开始，进行了13 天。施塔默尔辩护说，戈林没有参与战争犯罪，而且对他职权以外的事件一无所知。特别是1943 年后，他对希特勒的关系已冷淡，以后就更不了解情况了。博登沙茨、米尔希和其他证人在法庭上说，戈林和他们一样根本不了解战争罪行和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希姆莱的党卫队才会知道这些绝密细节。除了党卫队，没有人知道集中营发生的情况。此外，不论是戈林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抵制希特勒。只要希特勒自己认为是对的，他就会去做，而从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在双方证人的对证中，戈林的罪行只有很少几条得到证实，尽管英国代理起诉人戴维·麦克斯维尔—法伊夫爵士已经使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提出供词。这些供词涉及纳粹德国对华沙、鹿特丹的空袭以及戈林所指挥的德军对意大利的侵犯。
当戈林在1946 年3 月13 日出庭时，公众对纽伦堡的战犯审判的兴趣立即达到了高潮。他虽然有点神经质，但却表现得很自信。他对这次出庭已经准备了几个月。他很快以追溯许多细节的杰出记忆力而使人们感到惊奇。起诉人要想把戈林逼入窘境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他机智、敏锐。如果他看出自己得到了同情，他就显得坦率；如果他感到将处于困境时，他就避重就轻，例如，他公开声明信仰纳粹主义和领袖原则：
“我曾坚持这一原则，并将自觉地继续坚持下去。各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有其不同的渊源，并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一种体制，对某一国说来非常适合，但在另一国可能完全行不通。德国在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封建王朝中始终是确认领袖原则的。在德国，只有当国家罹难或几乎濒临灭亡时才会出现民主。
“我坚信，对德国来说唯一的可能是实行领袖原则，这就是说，来自上面的权威性和来自下面的责任性。例如天主教会的地位今天乃至有史以来都是建立在其等级制的领袖原则基础上的，我认为也可以这样说，俄国如果没有领袖原则是不可能经受住这场战争的重担的。”
戈林把自己打扮成在罗姆暴动之后就阻止过不必要的杀戮的温和派。另一方面他又声称，他完全有理由参与干掉这些人，因为他们密谋推翻合法选出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戈林表示对纽伦堡种族法承担全部责任，但又补充说，这些法律只是因为犹太人的财产、权力和影响在德国日常生活中太大而颁布的。在这方面，戈林供认：“我在此声明，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尽管我得到过领袖关于实施和贯彻这些法律的口头和书面的命令。但这些命令有我的签字。我曾表示过赞同，所以现在我承认对此应负的责任，我绝不试图以领袖命令作为我的挡箭牌。”
戈林对他的扩军计划、对自己建立的空军以及他在德国经济方面的领导地位也同样感到自豪，并说：“在经济问题上我虽非行家，但起了推动作用并为这一事业发挥了我的才干。。这样我才担起了经济的领导任务，”
戈林在自己单人牢房里，依然像演员一样询问盖伯特博士：“嗯，今天会是怎么样呢？您不会说我是个胆小鬼吧？。。是的，这是相当紧张的，我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脑子里，您也许会感到吃惊。我只写很少几个字的提纲。”
在法庭上，法官多次提醒戈林遵守秩序，因为他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离题太远，他对独裁国家的哲学所作的解释显然使他感到得意；他叙述带有某种嘲讽。他说：
“在一个政治领导集团决心要进行的一场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期间或在战前，如果说只能由各个将领决定‘我参战，或‘我不参战，我的军团留在家里。。’，那怎么想像它会领导一个国家呢？到头来，我还是不得不把这种权力给予每个士兵、如果去问每个士兵，他是否想回家，那么这也许可能成为一条避免未来战争的途径。这当然是好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在坚持领袖原则的国家里却是行不通的。这一点正是我想强调的。”
在美国首席起诉人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主持的审讯中，戈林看来有时似乎占了上风。
杰克逊：“您谈了领袖原则，您向我们把它描写为一种体制，在这体制中，只有权威居于首位，而且向人民行使权力，对吗？”
戈林：“为了消除误解，请允许我再次简要阐述一下，我认为：在德国议会制中过去是由最高机构负责的，它对议会中的相对多数负责，由他们实行独裁——而我们在领袖原则中，情形刚好颠倒过来，就是说从最高领导出发自上而下地行使权力，而且实行自下而上的负责制。”
杰克逊：“换句话说，您是不相信，也不允许这是一种政府形式，即被我们称之为建立在民众赞同基础上的政府形式并由人民通过其代表来行使国家权力？”
戈林：“这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一再号召民众，对我们的体制坦率地、明确地发表意见。。我们选择了所谓公民表决的道路。。，而且领袖始终认为，违反人民的意愿，是不能持久的。”
在另一次谈到德国进攻苏联时，法庭上的人们紧张地倾听着这两人之间的对话：
杰克逊：“您认为德国在这个时候进攻苏联有任何军事上的必要性吗？”
戈林：“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在危险尚未达到顶点的时候，在这一时刻进攻也许还不那么必要。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杰克逊：“您当时是整个德国的第二号要人！”
戈林：“这与我第二号人物的重要地位是毫无关系的。这里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战略观点。领袖作为第一号人物看到了某一种危险存在，而我，作为第二号人物——如果您愿意这样表述的话——是想采取其他战略措施的。假如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贯彻我的意图，那我也许真的成了第一号人物了。正因为头号人物持有另外的见解，而我又是第二号人物，所以只好贯彻他的意图了。”瑞典人达勒鲁斯的招供对戈林是不利的。达勒鲁斯供认，戈林在他为和平斡旋时欺骗了他，并在希特勒当着达勒鲁斯的面像疯子般表演时表现了一种欣喜若狂的表情。当戈林再次出庭时，他力图把达勒鲁斯的证词说成是纯主观的想象，以挽救败局。但当美国起诉人杰克逊提到戈林在“砸破玻璃之夜”之后的谈话中对待犹太人所持的态度问题，戴维·麦克斯维尔·法伊夫爵士为枪毙1944 年3 月从斯塔拉克第三空军监狱越狱逃跑的50 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一事与戈林进行了对质，这时戈林无言对答。在谈到集中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戈林的回答同样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麦克斯维尔·法伊夫：“您是想在法庭上断言，您直到1943 年为止作为德国的第二号人物根本不知道集中营的情况吗？”
戈林，“集中营后来的情况，即在我主管之后是怎样的，我是不知道的。”
麦克斯维尔一法伊夫：“要我提醒您回忆一下在这个法庭上提出的证据吗？特别是臭斯威辛集中营，仅这一个集中营就屠杀了400 万人。您回忆起来了吗？”
戈林：“这一点我只是在这里才知道的。对我来说这个数字并没有得到证实。”
麦克斯维尔—法伊夫：“如果您认为这是未经证实的，那么请允许我提请您注意霍特尔的证词。他是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外事处四科副科长。他说，有400 万犹太人在集中营被杀害，另有200万人通过别的方式被杀害。我们假定这些数字一个是俄国提供的，另一个是德国提供的，我们还假定它只有百分之五十是正确的，那么就是200 万人和100 万人。请问，您还能在本庭坚持认为，在德国像您具有这种权势的一位部长对这些事件会毫无所知吗？”
戈林：“我还是这么认为。正因为这样才说明这些事是对我保密的。我甚至认为，就连领袖对事情达到这种程度也是近乎闻所未闻的。这也说明，希姆莱对这些事是绝对保守秘密的。他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向我们提供过数字或其他什么情况。”
在审讯快结束时，戴维·麦克斯维尔—法伊夫又回到本题麦克斯维尔一法伊夫：“您还是说希特勒和您一点儿都不知道灭绝犹太人的政策吗？”
戈林：“至于希特勒，我说过，我不相信是这样的；至于我，我说过，连这事大概达到什么程度我都不了解。”
麦克斯维尔—法伊夫：“也许您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知道的，但是您应该知道有这么一项旨在灭绝犹太人的政策？”
戈林：“不，我知道驱赶犹太人，但不知道灭绝犹太人。我只知道，在这方面的个别情况出现了违法行为。”
麦克斯维尔一法伊夫：“谢谢。”
苏联首席起诉人R·A·鲁登科将军也负责这类问题的审问。
鲁登科：“我审问您，您要回答我的问题。您是应当了解这些事实的。”
戈林：“为什么说应当？我对这些事实要么了解，要么不了解。您充其量只能问我，但断定我了解情况未免太轻率了。”
鲁登科：“您必须进一步认识自己。几百万德国人都知道所犯下的那些罪行，而您却一点儿也不知道？”
戈林：“但是也有几百万德国人一点儿都不知道。你那是一种根本没有得到证实的说法。”
汉斯·贝尔恩德·吉泽维乌斯博士的证词使戈林受到又一次的反击。他是德国反希特勒抵抗运动成员，是为前德国司法部长、被告威廉·弗里克请来的辩护证人。他的证词有力地证明了戈林与罗姆暴动和弗洛姆堡事件的关系，以使戈林很不明智地试图让他的辩护证人施塔默尔博士给吉泽维乌斯施加压力，从而使他保持缄默。当这一企图在法庭上被揭穿后，戈林更加丢尽了脸。此外，吉泽维乌斯还力图把戈林与国会大厦纵火案联系在一起，沙赫特和施佩尔的证词对戈林的压力也很大。他的境况更为恶化，而且他对自己不再处于旷日持久的审讯的中心地位而开始感到无聊，所以他在法庭上时常抱怨坐骨神经痛，并在几次审讯中缺席。他向盖伯特博士诉苦说，所有人都同他作对，而且背叛了领袖的遗志。
6 月份，施塔默尔在他辩护的总结发言里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挽回被告的名誉。他声称，戈林曾真诚地力图制止战争，他个人不能对希特勒的侵略政策承担责任；他只是为国家利益才掠夺艺术品，他并未参加把集中营扩建为死亡工厂的活动。最后，这位辩护人的结论是：“他对希特勒的忠诚毁了他自己。”
法官杰克逊勾划了一幅戈林的可憎形象：
“戈林所起的巨大的、多方面的作用在于他既是军人又是强盗。他到处插手。他利用他的冲锋队的彪形大汉使这帮人夺取了政权。为了巩固这一政权，他又阴谋策划、烧毁了国会大厦。他建立了盖世太保和集中营。如果需要干掉对手或制造丑闻，以摆脱桀傲不驯的将领时，那么戈林的手脚是在犹太人出境方面，他出谋划策，积极效力，他竭尽全力，把德国的经济用于战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场战争的策划活动。他是仅次于希特勒而集全体被告罪恶活动之大成的人物。”
英国主要起诉人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从起诉当局的角度总结了戈林罪行：
“戈林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应负的责任是无法否认的。他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但是在建立这个罪恶体系的人物里，他是除希特勒以外的最大的人物。有谁比他更了解发生的那些事件，或更有机会对事件的进程施加影响呢？他们领导纳粹国家的政府，逐步建立起旨在进行战争的各种组织，纳粹国家的政府，逐步建立起旨在进行战争的各种组织，阴谋策划侵略战争，实施暴政。这些事件都离不开纳粹国家各机构密切的配合。如果不是纳粹统治集团有计划地强迫军队执行命令，他们不会侵入异国领土，不会开枪，不会投炸弹，不会去建造毒气室，不会去驱赶受害者。在全德境内所犯下的，如今已昭然若揭这一系列罪行，必然涉及纳粹统治集团中的每个人，因为他们构成这一条锁链的各个环节。因为如果没有每个人的配合，侵略计划也好，大规模屠杀也好，都是不可能进行的。纳粹分子借以对领袖忠心效劳的领袖原则正是纳粹和这批人的创造。”
戈林在1946 年8 月31 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作了最后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两点。第一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种族屠杀问题，他说：“我在这里强调指出，我对这种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屠杀表示最强烈的谴责，我对这种罪行完全不可理解。我愿再次向尊敬的法官先生明确他说明：凡是我有权力能够加以制止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下令杀害过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下令实施其他暴行。”
第二点是涉及戈林参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压迫和剥削占领区人民的问题，戈林说：“我既不想也没有发动过战争。我尽了一切努力，争取通过谈判避免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后，我尽了一切努力去确保胜利。。我信守我所作的一切，但我最坚决地否认说我的行为是受这样一种愿望所驱使：即通过战争去压迫外国人民，消灭他们，掠夺他们或奴役他们，或对他们犯罪，施予暴行。我的唯一动机是对我的民族的炽热之爱，是为我的民族的幸福和自由。为此，我请求万能的主和我的德意志人民为之作证！”
对他的这一呼吁无人予以理睬。法官们坚信戈林参与了纳粹政权的许多丧心病狂罪行。一个月后，国际军事法庭在1946 年9 月30 日和10 月1 日再次开庭，法官劳伦斯勋爵宣读了对戈林的最后判决：
“戈林是进行侵略战争的元凶之一，他经常、几乎是一贯起了推动作用，而且一贯紧跟希特勒行事，所以不存在减刑的可能。他既是政治的、也是军事的首脑。他是奴隶劳工计划负责人，也是制定在国内外镇压犹太人和其他种族计划的元凶。所有这些罪行他都供认不讳。他本人的供词足以证实他的罪行了。这种种罪行是骇人听闻的。根据全部材料，对这样的人根本不能宽有。”
戈林是被叫到审判大厅听取判决书的第一名被告。当审判大厅的同声翻译装置出现故障时，肃静紧张的气氛更为强烈了。法官和被告不得不等待技术人员排除故障。然后，法官劳伦斯勋爵宣判说：“被告赫尔曼·威廉·戈林！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起诉书所确定的你的种种罪行判处你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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