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的历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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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学术界，不少学者习惯于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做人的文化”、“做人的学问”。如果以孔孟儒家观之，亦无不可。在以孔孟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中，关于礼、义、廉、耻、信、爱、孝、诚、宽、勇、敏、智、刚、毅、讷、仁等等做人的范畴有不少界定和论述，确实在安生立命、个人与家庭、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等等方面有丰富而精辟的论述。一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流传千古，并成为古代社会士人的人生模式，就足见儒家文化的魅力与透射力。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激励个人与社会同构、同步发展的正文化，其文化的主体精神是向上向前的。 当然，有正就有反，有正就有负，有正就有邪，这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辩证法。同正文化相对的就是负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负文化有多种构成，骗文化即是其中一种。骗子是骗文化的生命个人和实践主体，骗术是骗文化的表现方式，主要通过骗子及其群体的活动予以表现。骗文化同诚文化相对应，其主体精神通过骗术谋取利益，甚至是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谋利与行骗，就是骗子的动机与实践。在骗文化中，逐利是其文化内核，骗子虽经世代变迁而表现为不同的脸谱，但是，它无论经历多少次正文化的打击，其文化内核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没有逐利的文化心理和动机，就不会出现骗子这一社会角色，也不会产生古往今来面目可憎的骗子群体，更不会氤氲化生千奇百怪手法残忍的骗术，当然也就谈不上世代传承的被奉为经典的骗经了。 骗文化是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正文化的对立物出现的，因而它对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的作用从总体上讲，是反方向的，即阻碍的、反动的作用。人们认识它，研究它，分析它，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它，使社会进程更快，使文化发展更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人类文化向前推进，首先需要世代积累，其次需要发展。在世代积累中，既有正文化的积累，又有负文化的传承；在文化发展中，离不开正文化同负文化作坚决的斗争，两种文化的斗争，也是人类文化被推向前进的重大体现。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一定要善于同骗文化等负文化作斗争，促进正文化的繁荣发展。 一“骗”释义 从汉语语言文字的历史看，“骗”只是一个后起的字。至少在东汉以前，没有“骗”字。而是使用“诈”、“欺”、“诳”等字词。 在西汉学者编辑的儒家经典《论语》中，没有使用“骗”字；在东汉学者许慎编撰的汉字经典《说文解字》中，也找不到“骗”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古代社会的早些时候不存在“骗”这种社会行为。在当时，人们使用另外的同义词或近义词。 诈。《说文解字》释云：“诈，欺也。”今本《古汉语常用字典》特别提醒道：“古代凡欺骗的意义都用诈，不用‘骗’。”（《古汉语常用字典》第31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在古代典籍中，“诈”词用得比较普遍。如《左传·宣公十五年》：“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荀子·三制》：“进退贵贱则举幽险诈故。” 《战国策·秦策一》：“大王以诈破之。” 欺。《说文解字》释云：“欺，诈欺也。”可见诈同欺是近义词，欺即是诈，诈即是欺。在古代典籍中，“欺”词用得比较广泛。《韩非子·孤愤》：“苏秦欺寡人。”宋代出现的成语“欺世盗名”，语义起自战国时期。《荀子·不苟》：“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暗世者也险莫大焉。”北宋苏洵在《辩奸论》一文中，说：“王衍之为人也，容貌语言，因有以欺世而盗名者。”《宋史·郑丙传》、《宋史·魏了翁传》，都运用了“欺世盗名”的成语。 此外，与“骗”的近义词还有“诱”（诱骗）、“诳”（诓）（诳骗）、“伪”（伪诈），等等。总之，诈、欺、骗在古汉语语言文字中，它们的字意、词义是相近的或相等的。这样，从古到今，围绕着“骗”的意义出现了一批近义词或同义词，如：欺诈，诈骗，欺骗，诳骗，诓骗，等等。 骗，就是做假，围绕着作假达到谋取利益的目的。骗之所以能够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思维中占据一定的空间，因为它同人类的智慧常常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性，体现为真与假矛盾的辩证性与统一性。成书于明清之际的《三十六计》就可以说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三十六计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一计概括——骗计。在三十六种计策中，骗计以各种形式和内容表现为19计。（参见陈弓编：《三十六计》（秘本兵法），武汉出版社，1994年） 瞒天过海计。主要是着眼于人们在观察和处理事物中，由于对某些事情见惯不疑而常常产生疏漏和松懈的思想与行为，因此能够乘虚而入，示假隐真，把握时机，出奇制胜。 借刀杀人计。主要是通过制造假象，挑拨矛盾，利用矛盾，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 声东击西计。就是在攻敌中忽东忽西，即打即离，制造假象，诱骗敌人作出错误的判断，然后趁机取胜。 无中生有计。无，指的是虚，是假；有，指的是真，是实。此计是在真假中做文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忽真忽假，忽伪忽真，通过真假互变，诱使敌人判断失误，并造成行动失误。 暗度陈仓计。制造正面进攻的假象，诱敌将主要力量集中在假象上，而悄悄派兵迂回到敌后，乘虚而入，致敌于死地。 笑里藏刀计。主要是通过伪装手段，欺骗麻痹对方，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与行动，等待时机成熟，宝剑出鞘，制人于死。 李代桃僵计。这是以李代桃的调包计。一曲《赵氏孤儿》，感人肺腑，人们无不为其中的调包计所折服。 调虎离山计。主要是诱骗敌人离开有利的地点与条件，伺机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 欲擒故纵计。纵，是假纵；擒是目的，是行动的真实意图。通过假动作诱使敌人失败。这正如兵法所说：“所谓纵者，非放之也，随之，而稍松之耳。” 抛砖引玉计。砖，是小利，是引诱敌人上当的诱饵；玉，是大利，是真实的意图。此计是指用相类似的事物去迷惑、诱骗敌人，使之懵懂上当，中我圈套，然后击败敌人。 金蝉脱壳计。是指通过伪装摆脱敌人，撤退或者转移，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的谋略。稳住对手，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保持已有的形式，改变内容，使自己脱离险境，变被动为主动。 假道伐虢计。兵法说：“假地用兵之举，非巧言可诳（骗），必其势不受一方之胁从，则将受双方之夹击，如此境况之计，敌必迫之以威，我则诳之以不害，利其幸存之心，速得全势。彼将不能字阵，故不战而灭之矣。”主要是制造虚利诱人上当，趁机夺取别人的利益。 偷梁换柱计。指用偷换的办法，暗中改换事物的本质和内容，以达到蒙混欺骗的目的。 假疾不癫计。此计的要害在一个“假”字上，善于伪装，韬光养晦，蓄势待发，伺机而举。正如兵法所谓：“假作不知而实知，假作不为而实不可为，或将有所为”。 上屋抽梯计。是指以小利诱骗敌人上钩，然后截去其退路或援兵，最后将敌人一举围歼。 树上开花计。是指当自己的力量比较小时，却可以借助友军的势力或某种因素制造假象，使自己的阵营显得很强大。树上开花，是说树上根本没有开花，但可以用伪装，如用彩绸剪成花朵粘在树上，做得和真花一样，不仔细去看，真假难辨。 空城计。是指暴露弱点，伪诈强大，使敌人不敢贸然深入。正所谓“虚者虚之”，“疑中生疑”，让敌人怀疑形势险诈，犹豫不前，贻误战机。 反间计。是指因势利导，借助敌人的间谋，陷藏真情，使之传送假情报，诱骗敌人上当吃亏。唐代诗人杜牧对反间计别有一番体察，说得入木三分：“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贿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示以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 苦肉计。是指借助人们相信常识的心理，诱骗敌人上当。一般来说，人们都不会自愿地伤害自己，如果说被别人伤害，那一定是真的。如果自己以假当真，敌人一定不会生疑，从而中计。 上述“骗计”当然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思维方式，从矛盾律中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人们将真—假矛盾体演绎得如此精彩，是社会发展与人的智慧成熟的结果。 如果从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探讨骗的含义，那么，它可以以名词、动词、形容词的面貌出现；骗，——虚假，相对于真实而存在，并以真实为依存。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为参照，就无所谓虚假了。作为动词，骗，——做假，作伪，相对于求真而存在，并以求真为目的。做假正是为了接近真实，获得真实。作为形容词，骗——体现了追求真实的激烈程度，物极必反，超过其度，达到了假的地步。 单单讨论字义、词义，骗，只是一个中性词，只是一种文化的个体，它本身没有正反之质别。骗，如果服从或服务于崇高的事业或社会正义，那么，它即是一种善；反之，它如果同阴谋、卑鄙、肮脏等等字眼结伴而行，那么，它就是一种罪恶了。
第一章 总论骗子 骗术与骗文化骗术：适用于道德判断（图）
衙门正堂
骗术究竟起源于何时？恐怕无法确证。这大约只能适用于人们从学理上予以认识。 骗术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有了人与人的交往，就会有骗术产生。先秦典籍关于一些经典性骗例的记载，就足以证明骗术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话题。 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老少咸知的关于讽刺好逸恶劳的例子，证实人们早先即使在家庭生活中也存在骗术与骗行。——某户人家的男子原靠自己的劳动养家口，而又爱虚荣，在家里谎称自己在衙门里当差。其实，他每天的“工作”是到坟地里转悠，除了混饱自己的肚子外，还收拾若干祭品回家，作为生计，声称这是自己每天的“薪俸”。这个骗局一直支撑了一段时间，最后才被捅破。这个十分恶心的典故，讲述的是以假当真的谎骗术。由此可见，人们既要偷懒，又要谋生，就有可能使用骗术。 在激烈的争斗中，为了逃避死亡，也会假以骗术。在齐晋鞍之战中，齐军大败，晋军追上齐顷公的战车。卫士担心国君被俘，便同他交换座位，以骗敌误识；反又请顷公下车取水，乘机换成士兵的装束，骗过晋军，得以逃脱。这是调包的诈骗术。 在政治生活中，有的人为了往上爬，不惜使用骗术；在经济生活中，有的人为了大发不义之财，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不惜使用骗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活生生的历史的写照，正好说明骗术发源于社会实践和生活。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扩大，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随着人们对于利的追逐的日趋激烈，人们在骗上贯注了更多的智慧，因此，骗术愈益扩大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骗术也愈益高明。举凡夫夷、父子、君臣、同学、朋友各种社会关系，士、农、工、商、学、兵各个领域，骗术无孔不入。当然，最经常使用，而又精彩纷呈、细腻诱人的应该算社会生活领域的骗术了。明人张应俞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笔记小说的形式，写成《江湖奇闻杜骗新书》，揭露了24种骗行与骗术：脱剥骗，丢包骗，换银骗，诈哄骗，伪交骗，牙行骗，引赌骗，露财骗，谋财骗，盗窃骗，强抢骗，在船骗，诗词骗，假银骗，衙役骗，婚娶骗，奸情骗，妇人骗，拐带骗，买学骗，僧道骗，炼丹骗，法术骗，引嫖骗。 今人通过爬梳整理，仔细辨析，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骗术“高明巧，纷杂多端，有所谓‘串骗’、‘色骗’、‘诈骗’、‘拐骗’、‘诱骗’、‘奸骗’、‘装骗’、‘相骗’、‘法骗’、‘货骗’、‘文骗’、‘彩骗’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的串骗、色骗、诈骗、拐骗是骗子的惯用伎俩。” 无论骗术有多少种类，无论它在多么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如何展开，就其文化本性而言，它总是游移于三种文化层面上： 一是以假充真。通过造假，争取主动。据《汉书·李广传》载，西汉名将李广曾率一百多名骑兵同数千名匈奴骑兵遭遇，匈奴骑兵见汉军兵少，以为是诱兵，急忙摆开阵势。汉军见敌人摆出了决战的架势，惊恐万状，想扭头撤退。李广处之泰然，对士兵说：“我们现在与大军相距数十里，如果怯敌逃跑，敌人就会追杀过来，我们很难幸免；如果镇定自若，敌人就会把我们当成诱兵，绝对不敢贸然进攻。”说完便命令士兵继续前进，在距敌不远处停歇下来。一些士兵心中无底，不免面露难色。李广又安慰道：“敌人本来以为我们会立刻退兵，不料我们却卸下马鞍，若无其事，正好使他们确信我们是诱兵。”由于李广摆出了“迷魂阵”，骗得敌人不明究竟，果然不敢冒进。到了半夜，匈奴骑兵怀疑附近的汉朝大军埋伏，为了避免遭受围袭，便远遁而去。李广最终率领这支小队伍从容地返回了大军营地。这种骗，传送出斗智斗勇的神韵。在职业骗子手中，以假当真的骗戏法，运用得娴熟神奇。这在明清笔记小说野史中，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在张应俞的《江湖奇闻杜骗新书》“脱剥骗”中的一折“诈称偷鹅脱青布”，十分典型：骗子的第一步是利用布店老板的心理，用花言巧语骗人；第二步，以假当真，通过一问一答蒙骗不知内情的外人；最后达到骗人获得的目的。（张应俞：《江湖奇闻杜骗新书》第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 二是以真充假。通过以真冒假，以是充非，争取主动。据史载，晋元帝的叔父司马繇被成都王司马颖迫害，秘密逃出，来到河边，被津吏阻止。春侍从宗典稍后赶到，见司马繇被阻，就用马鞭轻轻地打在司马繇的身上，说：“舍长，罕腐查禁贵人，你这个无名之辈居然也被阻禁了？”说完，两人像真的一样哈哈大笑起来，津吏疑云顿开，不再追究，司马繇由此脱身。这种骗，骗得惊险跌宕，扣人心弦。在职业骗子手中，为了达到获利的目的，也推演出种种离奇的骗术。近人徐珂编著《清稗类钞》，专列一类“棍骗类”，对于“放白鸽”、“仙人跳”、“戳包儿”等等有生动勾画。骗子们以色骗人，大抵上隐瞒色骗者的真正身份，比方女骗子与男骗子本是夫妻，男骗子却谎称女骗子死了丈夫，孤苦无靠，希望再嫁，果然有丧妻的殷实人家进入骗局；女骗子嫁入一段时间后，待主人放松警惕携金带银而逃。（徐珂编著：《清稗类钞》第11册，棍骗类“放白鸽”。中华书局，1986年。） 三是以假乱假。通过不断地交换假戏法儿，获得主动。据史载，南朝宋文帝垂钓天池，好久都一无所获，不由得既扫兴，又沮丧。王景文在旁看破了皇上的心思，并没有如实地安慰文帝：“算了吧，今天运气不佳，明天再来，定有收获！”而是打趣地说：“因为垂钓者清简，自然难获念饵之物。”文帝听后喜滋滋的。这本是安慰人的哄骗话，但因悦耳，文帝却不认为是骗人的戏言，而当成真的一样相信并予接受。可见，骗术一旦进入社会生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