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号草船-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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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拖船驶来，准备把“太阳”号拖上一艘大驳船。我们迅速把草船整顿好，以免纸莎草被打湿。此后，我们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来装备这艘草船，以便出海。就在这一星期里，我们所有参加出海远征的伙伴才初次见面。这是我事先计划好的，在未来的日子里，窄小的船舱将成为我们共有的家园，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来谈谈彼此的生活和经历，时间可就充裕多了。

　　　　成员中还有来自美国的诺曼？贝克。诺曼是船上惟一一位真正的海员，因此被指定为此次出航的领航员兼话务员。他工作严谨，为人可靠。此刻，诺曼坐在船舱门口，一丝不苟地检查装备。其实我同诺曼认识的时间颇为短暂。当年我在塔希提岛上租了一条拖网渔船，准备去复活节岛，他曾经搭过我的船。当时，他在一艘小型双桅船上担任领航员，随同一位美国生物学家从夏威夷出发，航行了两千海里，刚刚抵达塔希提岛。他在航海方面经验丰富，是美国海军后备役指挥官，并在纽约海军学校担任海洋学教官。退役后，诺曼成为纽约房地产市场的一名承包商。

　　　　“你真的没有出过海？”诺曼转过身来，将信将疑地问尤利。尤利正坐在船舱门口，摆弄着一个呼吸器。

　　　　尤利？亚历山大洛维奇？桑凯维奇是俄罗斯人，同时也是我们船上的医生。他咧嘴一笑。

　　　　“我曾经乘坐一艘苏联船只往返过南极。”尤利回答说。随后，他开始谈论起马尼拉的漂亮姑娘来。但是，诺曼更想知道他是否真的在世界最冷的地方呆过一整年。事实的确如此。尤利在沃斯托克的苏联研究站当过一年医生。研究站位于南极冰冠，海拔约为一万英尺，最低温度达华氏零下100度。在“太阳”号的船员中，我以前从未谋面的只有尤利。当他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开罗时，我们双方都有些忐忑不安。不久前，我曾经给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蒂什写过一封信。凯尔蒂什院长是一位智慧而谦逊的学者，掌管全苏联的科学，包括人造卫星、考古学等在内。在信中，我提醒他说，他曾经问我为什么不在探险活动中携带苏联人同行。现在机会来了。我需要一名俄罗斯人—一名俄罗斯医生，或许院长能介绍一位吧。我的条件是，这位医生必须懂得除俄语之外的另外一门语言，而且必须有幽默感。苏联方面对于后面一条非常认真。当尤利走下苏联民航总局的飞机时，不仅带着礼物和医疗用品，还带了一瓶伏特加，生怕自己还不够滑稽可笑。尤利立刻进入了角『色』。他对英语不十分精通，但足以听懂任何玩笑。尤利出生于蒙古，父亲也是位医生，在他身上总有些亚洲人的味道。这一次，尤利是从苏联卫生部的年轻医学专家中挑选出来的，其专长是研究宇航员在加速和失重状态下的医学问题。他仔细看了看我们四处透风的船舱—也就是我们将在航海过程中生活起居的地方，然后从宇航员的角度发表了许多有趣的评论。

　　　　意大利人卡洛？莫里也和我相识不久。他将担任船上的摄影师。原本罗马一位朋友有意担任我们的摄影师。这位朋友是一位电影制片人，也是意大利最优秀的蛙人之一，刚刚在大西洋底拍完电影《安德亚？多利亚号》。但是，当阿布杜拉突然入狱，而我为此深入非洲内地时，他对我们的远航完全失去了信心。于是，他推荐卡洛？莫里来替代自己。卡洛长着红胡子、蓝眼睛，活像北欧海盗，他同样没有任何出海经验。卡洛是专业登山向导，而且是意大利最著名的登山家。他曾经领导或参加了十四项国际登山活动，足迹遍及五大洲。喜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的峭壁对他而言，就像非洲、新几内亚和格陵山的悬崖一样熟悉。后来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卡洛失足跌落，腿骨骨折，从此告别了滑雪教练的生涯。但是在登山活动方面，他却比过去更加活跃。当他得知我们的草船航海计划时，正置身于南极冰盖之中。在此之前，他已经去过北极，在冰川中拍摄过北极熊。因此，他愿意到赤道附近温暖、没有冰雪的海洋地带工作。

　　　　在11点钟，我们差点损失一名墨西哥船员。正当草船离开亚历山大前往摩洛哥时，到鲨鱼岛旅行的雷蒙？布拉弗突然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手术。噩耗传来时，我正在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直到有位记者询问参加草船远征的人员名单，我才公布这条消息。大使一脸严肃地坐在前排，手指翻弄着报纸。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他肯定是面带微笑坐在那里。

　　　　“电报发自墨西哥—”我从别人颤抖的手上接过电报，立刻读了出来。真是当头一棒！只要雷蒙安然无恙，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了。把这一句读完可真费劲。记者们『骚』动起来。

　　　　“电报发自墨西哥—圣地亚哥？吉诺维斯博士！”

　　　　招待会被迫终止。我旋即给墨西哥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医院里的雷蒙，另一封给圣地亚哥？吉诺维斯博士。这位墨西哥人类学博士曾半开玩笑地说：只要提前一周通知他，他一定会来。如今，他刚好在一周前得到通知。他也如约而至。这位精力充沛的博士甚至还设法在巴塞罗那逗留了一下，接受教皇约翰十三世颁发的1969年度和平奖，奖励他在《和平》一书中对反战争、反侵略的描述，现在他正试图把这本书搬上银屏。他从西班牙赶到摩洛哥，刚好指挥人们把芦苇船从丹吉尔运到萨菲。现在，他早已担负起军需主任的职责，正忙着把一些梨形的埃及坛子码放在一起，由于船板不平，必须用纸莎草碎片把它们垫好，再用绳子拴牢，否则这些坛子就会翻倒。带壳的椰子正好拿来塞缝。我们根据开罗博物馆中埃及古坛的形状，准备了一百六十个坛子。圣地亚哥在搬运时十分小心，就像他在墨西哥大学中对待古印第安人的颅骨似的。他把陶罐、篮筐和羊皮容器逐一标上编码，登记下来。这种科学精神反映了他在自然人类学国际年鉴中担任编辑多年来所养成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此后我在西班牙还见到过他。最近一次见面则是在墨西哥，他在墨西哥大学担任教授，专门研究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混合族源问题。他也没有任何出海经验，但这位肌肉发达的小个子科学家有一点与其他学者不同：他曾经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在航海知识方面，比尤利、卡洛和圣地亚哥还不如的，就是阿布杜拉了。他居住在乍得境内的沙漠中，在非洲中心地带长大，甚至不知道海水是咸的。如今，他就要以纸莎草专家和木匠的身份参加我们此次远征了。大概我最熟稔的伙伴就是他了。我两次去乍得，同他相处了几天，又在金字塔后面的造船工地与他朝夕相处了七个星期。他聪明机智，善于随机应变，但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十分警惕。或许他对自己也不甚了解。他信口开河，说去过什么巴黎和加拿大。据我所知，他出生于乍得湖芦苇『荡』附近的小村落里。本部族的人把他从母亲怀中强行抱走，在他的前额和鼻子上用刀割一个标记。那时他年纪幼小，几乎完全不记得了。他长大以后，做了木匠，结了婚。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有权娶几个老婆，而现在供养她们的责任是我的。他有一个乍得妻子，生了三个孩子。在离开乍得前，他又娶了第二个妻子。如此一来，我每个月都要向乍得共和国办理一次复杂的换汇手续。在我去摩洛哥办事的一个星期内，他又抓住机会在开罗娶了第三个妻子。但婚礼推迟到我回来以后，由我亲自主持。结婚仪式是在他岳父阿拉伯式房屋的屋顶上举行的，有舞蹈，有埃及音乐。穆萨和奥玛对美丽、羞涩的新娘十分好奇。他们把一个星期的大部分工资都塞进了她早已塞得满满的胸罩里去了。因此，我现在每个月又要兑换埃及货币。我发誓在摩洛哥境内不能再让阿布杜拉离开我们的视线。

　　　　队伍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埃及人，名叫乔治？苏利埃尔。乔治是极具天赋的化学工程师、职业蛙人、无可救『药』的花花公子，同时还是六届埃及柔道冠军、一届非洲柔道冠军。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身体壮得像泰山。自从进入大学以来，乔治就没有做过功课，而是终日流连于开罗的各个俱乐部和红海的海浪中。他曾经一掌击碎了六块砖，吓坏了他的朋友；他腿上有鲨鱼留下的齿痕，也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惟一一个敢于潜水到鳗鱼身边，用自己的嘴叼着鱼去喂鳗鱼的人，他还敢用手拍打这种凶猛的巨兽，就像拍打家里的宠物一般。乔治不是水手，他只从水下了解海洋。当看完草船专家的声明，以及我们邀请他加入我们的信件时，他对加入我们的解释令人啼笑皆非。他说，因为他在水下比在水上更快乐。和其他埃及古科普特家庭一样，苏利埃尔一家的家谱也可以上溯到阿拉伯人来到尼罗河，并在这里广为传播伊斯兰教之前。乔治原来像木乃伊一样每天睡十四个小时，但当他得知有机会与我们同行时，便立即精神抖擞起来，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在金字塔后的各个帐篷中，哪怕是开罗最偏僻的角落，他都有熟人。我们通过他认识了一位年老的制帆工匠，至今还以手工一针一针地缝制船帆。我们还结识了一位编筐的工匠—他为我们编制了船舱。此外，我们还认识了一位面包师—他能按照开罗博物馆所记载的食谱来烤制埃及面包；还有一大群陶器工匠—他们住在郊区的山腰里。在居住地，他们站在深可及腰的土浆里，用四肢和身体搅动泥浆，然后光着脚踩动轮子，制造陶器。我们的一百六十个坛子，就这样按照开罗博物馆里五千年前的样品制造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草船在海浪中上下颠簸吸收的水分越来越多，甲板上的工作也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草船和缆绳的重量原来约十二吨，但是船身吃水线以下在成吨地吸水，而草船却没有下沉。船上也成吨地装上补给和附属装备，但是船身并没有明显倾斜。草船犹如一座小岛，漂浮在海面上。最重的装备是安装在船舱前面的双脚桅杆和船舱后面由木柱搭成的船桥。我们可以站在船桥上向前望。再加上沉重的船舵和备用木材，草船足足装载了两吨木材，还有陶罐里存储的一吨多水，此外还有至少两吨的食物和各类容器、装备。

　　　　最后一周的活动简直疯狂到了极点。根据专家们的说法，纸莎草在海水中多浸泡一天，其寿命就会减少一天。单是这一条理由就够我们着急的了。不仅如此，每过一天，大西洋彼岸的飓风季节就临近一天。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时间安排得还算不错，仅仅耽误了一周，其中还包括我到乍得的一次出行和排除所有其他障碍所花的时间。如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也耽误不起了。我们在码头装呀、运呀，在桅杆和缆索上爬呀、拽呀，在船桥和舵桨上锯呀、捆呀，委实忙得不可开交。船上挤满了自愿前来帮忙的人。德博克船长曾参加过法国、比利时联合探险队，去过复活节岛，目前，他在安特卫普港担任领港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员。他帮助我们设计了纸莎草船在大西洋上漂浮的路线，现在又站在草船上指挥我们堆垛、捆扎东西。他的同事哈特玛克船长是挪威人，过去曾驾驶我的船一起去复活节岛远征。此时，他爬到桅杆上，和卡洛一起绑扎帆缆。赫尔曼？华辛格，这位参加过“康提基”号木筏远征的人，在从秘鲁去罗马的途中赶到这里，在草船出航的时候，助我们一臂之力。前面提到的塔普林也从纽约专程赶来，转达了吴丹秘书长对我们的良好祝愿。

　　　　我们几个人的妻子，还有帕夏的妻子阿伊恰，都坐在码头的仓库里，把羊『奶』酪装进盛放橄榄油的坛子里，把新鲜的鸡蛋装进盛放石灰水的坛子里，把鱼干、各种坚果和羊肉肠装进篮筐和麻袋。阿伊恰还把磨碎的杏仁、蜂蜜、『奶』油、炒面和枣子弄成一种名为“赛洛”的粉末状食物—这是一种摩洛哥最古老、最耐用的旅途食物。到了最后几天，人群拥挤不堪，都在那里好奇地看着。有人从码头上摔了下来，有些坛子被压碎了，还有一盏油灯被人踩扁，帕夏不得不设置了一条警戒线，否则码头的工作势必完全停顿下来。

　　　　5月25日，出航的日子终于到了。“太阳”号已经泊在港口的海水中浸泡了八天。根据专家们的说法，“太阳”号的寿命已经不到一半了。黎明时分，一阵和风从岸上吹来，风势越刮越大。到早晨8点，“太阳”号和葡萄牙古堡上的旗帜全都朝着大西洋的方向哗啦啦地飞扬起来。眼下，肤『色』黝黑的阿拉伯巨人拉斯？法塔，这位渔民的代言人和我们的顾问正带着手下的十六个人分乘四艘快艇，摇着船桨过来了。按原定计划，“太阳”号将由这四条小船牵引，离开港口。

　　　　长长的石堤上，拥挤的人群已经形成了一道人墙，风雨不透，群情激昂。摄影师坐在造型各异的船上，甚至骑在起重机的顶端进行拍摄。阿伊恰靠警察的帮助才来到码头边，她送给我们一件临别的礼物：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猴子。这只猴子是帕夏手下的老百姓最近在阿特拉斯山脉中捉到的，取名萨菲。她死死抓住阿伊恰不放。后来，她发现草船上有几个男人的脸上有『毛』，就欢天喜地跳上船去。人们纷纷拥抱道别，用各种语言致意祝愿，在这『乱』糟糟的时候，这只小猴子也积极参加进来，出足了洋相。

　　　　我们事先在草船吃水线附近绕了一圈粗绳。渔民把自己小船上的绳子都系在这根粗绳上，只等一声令下，就把我们从人群中拖走。我们一个一个勉强脱身出来，从高高的石头码头跳到柔软的纸莎草船上。阿布杜拉、乔治和圣地亚哥一面把签名册递给码头上的人，一面抛着飞吻。卡洛和意大利籍的妻子最后一次吻别。诺曼正患咽炎，避开了美国大使的嘱托和祝愿。苏联大使正和尤利紧紧拥抱，这是尤利生平第一次离开苏联的领导和组织。这时，有人把话筒塞进我手里，我向所有的朋友和伙伴们致谢。虽然他们此刻留在岸上，但我感觉他们和我们同在船上。他们是：从开罗专程赶来的挪威大使安科，帕夏及其摩洛哥助手们，船长德博克和哈特玛克，营地指挥考里奥，赫尔曼？华辛格，弗兰克？塔普林，布鲁诺法伊拉蒂。我和其他船员跃身上船，脚下踩着的好像床褥一样。我向法塔一招手，岸上解开船缆，渔民俯身拿桨，开始划动起来。时间是8：30，芦苇船缓缓离开码头。

　　　　突然，岸上一声尖叫，接着惊天动地的哭叫声响成一片。哭叫声十分突然，人人都吃了一惊。我们草船上的人都感到嗓子发紧，鼻子发酸。港口内的渔船全都拉开了尖锐的汽笛，和着岸上各家工厂和仓库里汽笛低沉的啸鸣。各条船只铃声四起，人群欢呼起来。停泊在港外的一艘货船点燃了信号弹，信号弹在半空中炸开，散成万点火星，渐渐降落在我们前方的海面，变成烟雾，犹如一条血红的地毯。这样盛大的告别仪式真把我们吓了一跳。

　　　　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在离港前未能进行试航。现在，我们站在这艘奇怪的草船上，一会儿拽拽奇特的帆缆，一会儿拨弄拨弄两个并排的、形状像桨的船舵。自从古埃及人在古墓壁画上把这种航运装备描绘下来留诸于世之后，一直还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徒手『操』纵驾驶过这种船。如果我们无法驾驭，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海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