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号草船-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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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摇摇晃晃地走着。山坡上覆盖着像积雪一样的沙砾，沿着起起伏伏的地表刻画出道道沙流，层层沙丘。炽热的阳光炙烤着荒漠，偶见稀疏的沙漠灌木丛突出于无边无际的沙漠之上。太阳从我们的头顶上直『射』下来，吉普车的金属外壳在阳光下发出刺目的光芒，被炙烤得烫手。沙漠中闷热的空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尘土，让人感到无论在哪里呼吸，鼻子都刺痛得难以忍受。
我们的吉普车经常陷进沙丘里。大家只好在车轮下『插』入又长又烫的钢板，以起到牢固支撑的作用，再由另一辆套上钢缆的吉普车将它拖出。两辆汽车在高温下轮流抛锚，发动机停止运转。巴巴和他的朋友不愧是修车高手，他们靠着扳手和起子，总是能把车修好。只要沙地足够坚实，我们就能驶得飞快，可也时时找不到车轮的痕迹，就只好绕圈子，直到巴巴认为我们又走上了正确的方向才作罢。就这样，我们终于驶进一座偏僻的村庄，巴巴不知道它的名字，地图上也找不到它。在最前面的几个泥棚旁的拐弯处，两辆车都深深地陷入沙里，我们只得再次下车，挖起沙子来。
这时我们第一次感到有些不安。只见许多贝鲁因人身缠褴褛的灰布，披着包头白斗篷，从四面八方慢慢向我们走来。他们走得非常缓慢，面无表情，眼睛盯着我们，碰到我们的目光也不回避。他们既无欢迎之意，也没有一点要帮忙的意思。很快，他们便肩并肩地站在我们面前，敏锐警觉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对我们的微笑和致意毫无反应。人群中没有一个女人。他们肤『色』黝黑，就像我们的两个司机。但那轮廓清晰的面容、鹰钩鼻子和薄薄的嘴唇都表明他们是阿拉伯人。严酷的沙漠生活在他们的身体和心灵上都留下了斑驳的伤痕。这里没有仁慈，没有怜悯，当然也没有电话。茫茫沙漠中，我们熟悉的只有我们的两辆吉普车，而它们此刻正深陷在沙砾之中。
我们脚下的金属板放的位置不对，巴巴和他的朋友无助地坐在方向盘后面，徒劳地踩着油门，沙子被卷得漫天飞扬。那些阿拉伯人静静地站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像要取回什么东西。气氛很紧张，他们的眼光会使人联想到一群高度警觉的狼，只要为首的一有动静，它们或者跃上前来，或者立刻逃窜。看来必须先采取行动了。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一个看起来很像首领的人面前，彬彬有礼地递给他两把铲子，暗示他应该找两个人来帮忙挖沙。他有些吃惊，迟疑了一会，然后对我的要求做出了回应。他接过铁锹，咆哮着下达了命令，如同一位脾气暴躁的军官。当我招呼其他人都来帮忙推车时，那位首领的强壮的肩膀突然出现在我身旁，其余人则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一阵猛推，差点把我们踩到脚下。我们跟他们握手致谢，然后开着车，穿过村庄，沿着一条足迹清晰的骆驼道，用最快的速度飞驰而去，只留下漫天的沙尘。
下午，我们路过另一个淹没在沙漠和云天之间，被烈日炙烤着的村庄。在这里，我们同样感觉到自己是不受欢迎的。顺着车道驶去，不无例外地又到了一个『露』天市场，它坐落在一片土砖屋舍中间。市场上人来人往，还有成群的骆驼、驴和山羊。阿拉伯人似乎愤怒了，他们瞪着眼睛，默不作声地挤上前来，甚至连我们的致意也不理睬，仿佛想看透我们的心思，弄清我们到底是不是『政府』派来宣扬基督教或征收税款的。在他们看来，陌生人来到沙漠还能有别的目的吗？显然，我们是一群不速之客，于是我们只好又以最快的速度逃离到沙漠中去了。
夜幕快降临了，但天气仍然闷热难耐。巴巴觉得头晕，坐在第二辆车上的两个人由于受沙尘的困扰，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我们装在大罐子里的饮用水热得让人难受，不仅不能解渴提神，反而会烫伤嘴唇。在沿途所到的村庄里，见不到一粒果子，只有土罐或干葫芦，盛满从沙漠绿洲中取来的浊水或肮脏的羊『奶』。我们行驶了整整一天，沿途没有见到任何垃圾。没有纸屑，没有塑料，也没有空罐子。只有一次，那是在首都外边的道路上，我们见到了几块玻璃瓶的碎片。这里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生产，包括房子、衣服、马具。瘦小的驴子满负重荷，排成长队行进在路上；阿拉伯人骑在高高的骆驼背上，不停地摇来晃去；赤着脚的『妇』女头顶着罐子或篮子，跟在骆驼后面疾步行走。这就是当地的交通运输。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都被带到靠近村子的市场上去交易。这是一个与世隔绝、自给自足、一成不变、固步自封的世界。我们的文明有可能因过度发展而没落，而他们却固守着传统，固守着土地，简单、朴素、平静地延续着生活。
我们眼前渐渐出现一片蔚蓝的湖面。它像一块寒冷的钢板一般闪烁发光，静静地躺在一片肥美葱郁的芦苇后面，这便是纸莎草芦苇了。我们驶上沙丘，整个湖面尽收眼底。它如梦似幻，引诱着我们跳出吉普车，朝它飞奔而去；穿越那片碧绿青翠的芦苇，纵身跃进湛蓝的湖水，畅饮、嬉戏、舒展；洗去我们耳朵、鼻孔和眼窝里的干沙，净化我们身体的每一个『毛』孔，痛快地清洗，啜饮，啜饮，再啜饮。我们已经在车里坐了整整十三个小时，身体僵直、头晕脑胀，正要摇摇晃晃地走下车来，却被巴巴阻止了。他说在这里下车不太安全，最好等到了博尔再说。那个村子就在岸边，如果我们保持全速行驶，就能在天黑前到达那里。沙漠在夜间是不太安全的。
我们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湖水就在我们眼前，泛着清凉、圣洁的蓝『色』，在芦苇帐的掩映下显得格外美丽。但我们只好又坐了下来，嘴里满是沙子，在灼热的吉普车金属壳里就像快被烤焦了一般。巴巴将汽车调了个头，驶下沙丘，开进沙漠中。
我们应该感谢巴巴。就在日落前，车轮下的路面变得坚硬起来。这是从东边的沙漠村落通达博尔的商道。我们径直穿过空『荡』『荡』的『露』天市场，来到低于屋舍的湖面。我们顾不上脱衣服，刚要跳进湖里，只听见有人大喝一声。原来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严肃的法国青年。他是随一个正在小船上进行研究工作的小组来到这里的。“只要跳进湖里，几分钟之内血吸虫就会附上你的身体，”他淡淡地说，“这湖里到处都是这种虫子。”
我们看了看巴巴。他耸了耸肩，然后又坐了下去，吉普车里早已满是尘土了。
这片美丽的湖泊其实是非洲某些最凶险动物的老窝。血吸虫虽然小，但如野兽般凶猛，它是一种肉眼无法看见、身长只有一毫米的蠕虫。它如此瘦小，却可以迅速钻进人的皮肤，在人的身体里产卵。这些卵马上又变成四处横行的小虫，从里向外将人啮食干净。
我们感谢这位法国人的提醒，并向他打听哪里能够洗澡。他遗憾地摇了摇头。这里所有的水源都来自湖泊，必须烧开了或放上一两天才能使用。
如果不是一个黝黑的大个子从一栋粉刷过的房子里大步走出来，我们还以为这座村庄已荒无人烟。这人天生一副领导派头，身后跟着一小队随从，径直向我们走来。他就是博尔的代理行政长官，是来接替正在内地游历的另一位长官的。在博尔，没有任何人接到过我们要来的通知。我们是何人？我们的证件在何处？这位长官叫阿道姆？拉马登，正患牙痛，心情不佳。此外，他还要照看全博尔两千名阿拉伯人和黑人，其中有两百名是村落首领，哪里还有什么多余的时间？米歇尔给了他一片阿司匹林，向他解释说我们从昨晚离开拉密堡后就不停地赶路，现在想找个地方歇脚。“你们开得挺快。”那位长官简短地应了一句，故意避开重点。他再次询问为什么拉密堡没有通知他我们要来。无线电话一直都是通的呀。他还说我们能顺利到达这里，真应该谢天谢地。就在我们走过的那条从拉密堡到博尔的商道上，这个月先后有五辆吉普车被阿拉伯人焚毁。上个月，在我们刚经过的地区内，有六十名叛『乱』者被枪毙。路边还发现了两颗黑人的脑袋，最近被当局陈列出来以供辨认。他坦率地告诉我们，要离开博尔千万不能再次穿越沙漠，须等待时机用别的方法离开。
这位正患牙龈溃疡的长官派了一名随从带我们去岸边一座孤零零的水泥房子，而他自己则带着其他部下朝村庄走去，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中。这座房子里有一条过道，两旁有许多用做开放式卧室的小房间。我们只好从那些已在地上就寝的男人和女人们身上跨过去。这就是博尔的公共客房，任何旅客要想投宿，走进来躺下便是。当我们从那些人身上跨过的时候，他们都抬起头来打量我们，睡眼惺忪的脸孔可真有点惨不忍睹。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淋浴器，但除了在坑里有一个八英寸深的满是肥皂沫的泥潭外，没有一滴水。我们试图抽水上来，却发现水管是从满是虫子的湖水中直接通上来的，于是我们只有放弃，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就这样满身沙土地睡觉了。
巴巴把地面打扫干净，我们正准备打开睡袋，行政长官冲了进来。他那张大脸上堆满笑容，牙痛已经完全好了。他说如果米歇尔能把剩下的『药』都给他，他就从他屋里搬三张床来给我们。我们终于睡下了，头顶上挂着蚊帐，手枪就塞在枕头下。整个晚上都有人在漆黑的屋子里来回走动。我好几次听到耳旁有呼吸声。
当太阳刚从湖面上升起，我们就被一群阿拉伯人的低语声吵醒了。他们靠墙边跪成一排，俯着身子，朝着麦加的方向祷告。其他人则用干裂的纸莎草生成一小堆火，安静地在火上煮着茶。我们被邀请同行政长官一起用早餐。他今天容光焕发，坚决不让我们碰自己带来的食物。只要我们待在博尔，就把我们当做他的宾客来招待。桌上的饭菜做得确实不错，但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把牙齿完全合上，因为那样肯定会嚼到沙子。
那天，我见到了第一艘纸莎草船。在那平滑如镜的湖面上，它静静地向我漂来。眼前的湖泊还是那样『迷』人，但它的面貌却同前一天大不相同。我们刚到的时候，屋子前有一座面积颇大但地势平坦的岛屿，现在它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在其他地方又耸立起另外三座岛屿。其中最小的岛屿随着我的目光缓慢移动，向右侧漂移，后面留下一条隐约可见的波纹。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精美的花篮，又像是一大束金灿灿的纸莎草花，最长的几枝『插』在中间，最短的倚在四周，长须飘拂的黄『色』花冠和绿『色』的花茎倒映在天空般湛蓝的湖面上。纤小的攀援植物和其他种类的花草点缀在芦苇之间，使这幅美丽的画面更臻完美。绿草覆盖的岛屿上各种植物盘根错节。整座岛屿在湖面上漂移真是壮丽，既不须桨橹划水，也不靠引擎带动。那艘纸莎草船平稳地驶过这只漂浮的花篮，船上站着两个高个子的非洲人，身着白衣，挺得笔直，如同玩具士兵一般，持篙撑船前进。黄『色』的船和挺拔黝黑的身影同时倒映在湖面，水中的倒影成了一艘倒立行驶的船。这使我想起了南美的芦苇船，以我们为参照物，它们此刻确实是倒置着在航行，因为南非正位于地球的另一端。玻利维亚的的喀喀湖上的船，同我们眼前的这艘船极其相似，因而很容易让人由这水中的倒影联想开去。
我很想找一艘船试一试，不过首先还是要了解它的制作方法。这种形状独特的船绝不可能是什么人一时心血来『潮』用纸莎草秆捆扎制成的。
行政长官带着我们，郑重拜见了苏丹姆鲍杜？姆巴米。他是该地区的宗教领袖，也是整个地区最有权势的人。行政长官及其副手本是来自南方的非洲人，由拉密堡派遣来，以扶植基督教『政府』的权利。而苏丹姆鲍杜？姆巴米来自当地的布杜马部落，这个地区所有的穆斯林都站在他这边。
行政长官长得身宽体胖，五大三粗，就像一只温顺的大猩猩。而苏丹身形瘦削，比一般人高一头，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斗篷，脑袋和下半张脸都裹在布里，只有鹰钩鼻和一双鹰眼还『露』在外头。村里的许多头目都跟在我们身后，脱了鞋，然后步入苏丹家门前的院子。苏丹住的是简易的土砖房。随后，我们置身于城镇中央那宽阔的沙场旁边。这是一个阅兵广场，苏丹将骑着他那匹白『色』的纯种马，来此向宾客们致意。两个男人拉着缰绳，不时地驱使那匹马用后腿站立起来。苏丹则一动不动地坐着，周围有一群衣着艳丽的『妓』院姑娘围着他一圈又一圈地奔跑，她们那轻盈的面纱不时地轻拂着他。
在鼓声和木制喇叭的伴奏声中，她们转完了圈。一列拥挤的马队出现在广场末端，马上的人拔出佩剑，声嘶力竭地呼喊着，风驰电掣般地从我们面前奔腾而过。其中一个人特别放肆，他一次又一次地朝我们猛冲过来，马蹄几乎踩到我们的靴子。他朝我们俯下身子，粗鲁地喊叫，甚至还做鬼脸。他的剑在我们头顶上飞旋，紧贴着我们的头皮，真有点让人心惊胆寒。我试着问长官这样的举动有什么含义，他回答说这个人只是想炫耀一下而已。不过巴巴补充说，他这是在表达对我们的轻蔑，因为我们不是穆斯林。而苏丹却并无任何敌对之意。相反，当他听说我们想学习制造纸莎草船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把我们送到他的一个叫奥玛？姆布鲁的亲戚那里。这个亲戚是布杜马部落的杰出代表，住在一间蜂窝状的大草棚里，就像博尔首都布杜马和卡南布区的其他居民那样。只有行政长官和他的副手住在自家白垩粉刷的平房里，墙上还爬着红『色』的攀缘植物。镇上的居民大都是阿拉伯人，他们居住的是用土砖砌成的或高或矮的棚屋。
奥玛仪表堂堂，个子高高，身材挺拔，皮肤黝黑，头剃得光光的。他浓眉大眼，牙齿闪闪发亮。他说布杜马语和阿拉伯语的时候，语调低缓、友善，说完每句话后总会对人微微一笑。奥玛是个渔民。当巴巴用阿拉伯语请他教我们造纸莎草船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从草墙上抽出一把长长的弯刀，把蓝『色』的斗篷搭在一边肩上，光着脚把我们带到湖边。他俯下身，抡起弯刀朝纸莎草芦苇的根部砍劈着，黝黑的肌肉在皮肤下滚动。又长又软的芦苇杆一根又一根地堆在沼泽边上。奥玛同父异母的兄弟穆萨？布鲁米自告奋勇前来帮忙。他比奥玛年长，个头小些，剃着一样的光头，但不像奥玛那样风度翩翩。穆萨只听得懂布杜马话，无论是巴巴跟他说阿拉伯语，还是米歇尔对他说法语，杰恩弗兰克对他说意大利语，或是我跟他说挪威语，他均以大笑作答。但穆萨割起芦苇来却比奥玛利索。
大堆大堆割下来的纸莎草被拽到沼泽以外的空地上。两艘巨大的芦苇船停泊在水边，每艘都能装下十几人。我们在沙地上画了几笔，说明我们想要的是一条小船，约十二英尺长，这样我们就能把它放在吉普车顶上运走。又有两个布杜马人被叫来帮忙。他们坐在沙地里仅有的一棵树下，开始摆弄起棕榈树那坚韧的树叶。他们将树叶去浆，只剩下坚韧的白『色』纤维，像缝衣线一样细。接着，他们把这种纤维放在手掌和大腿间『揉』搓成麻线，然后再将麻线编成结实的绳子。这样，奥玛和穆萨就能造船了�
